1969年，37岁梁从诫被下放江西劳动，妻子周如枚立刻提离婚，还给儿子改名换姓，不久后改嫁。12年后，人们看到周如枚的下场，纷纷感慨：凉薄之人，终究没有好下场！ 梁从诫这辈子，身上一直有股不肯低头的倔劲。 他出生在那样一个家里，祖父是梁启超，父亲是梁思成，母亲是林徽因，名字里那个“从诫”，也是“跟从李诫”的意思。外人看这种出身，常会觉得，这个人一辈子总该走得顺。 可梁从诫后来最扎人的一句话，偏偏是在否定自己。去海南考察那回，同行的人一路看海看沙滩，嘴里全是漂亮词儿。梁从诫却没跟着应和，他低头盯着海滩上的塑料瓶、包装袋、玻璃渣子，眉头越拧越紧。没一会儿，他脱开队伍，找了个大袋子，沿路弯腰去捡。 到了饭点，众人还在桌上说得热热闹闹，他拎着那袋垃圾进屋，往桌上一摔，整个场面一下冷了。他摇着头说，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再到自己，三代都是失败者。 这话不是说给别人听的，倒像是在剜自己。 梁从诫心里一直有一把尺子，量的不是名声，也不是体面，是事情到底做成了没有，眼前的问题到底少了没有。照这把尺子去量，门第再高，履历再好，也未必能让他满意。 梁从诫年轻时读书很顺。一九五三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一九五四年毕业，接着师从陈翰笙攻读世界史研究生，毕业后去了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 一九五八年，他还是云南大学历史系教师，一九六二年回到北京，在国际关系研究所从事世界史研究。路子很正，学问也扎实。偏偏时代翻脸，比翻书还快。一九六九年，三十七岁的梁从诫被下放到江西上高县五七干校劳动，这一去，整整拖了近十年。 后来很多文章写这段经历，都是一句话带过。 下放劳动，十年返京。字不多，看着却发虚。真把日子拆开看，那不是一句话能压住的。 上高的日子是田埂，是泥水，是牛绳，是弯着腰在地里拔秧栽禾，也是扶犁赶牛，学会把书生气一点点磨下去。 周清澍后来回忆，说同学聚会时梁从诫还吹嘘过，说自己在农村连耕地这种高级农活都学会了，还露出胸口给同学看肌肉。话说得轻松，真吃过那份苦的人才知道，能拿苦头说笑，多半是因为心里那道坎早就硬扛过去了。 他在那段岁月里因为家庭出身和身份问题受过批判，被扣过不好听的帽子。可梁从诫很少对外人说这些，也不大愿意回忆上高。他像是有意把那十年藏起来，不是忘了，是不愿翻。 一九七二年一月，事情撞到了一处。陈毅六日逝世，毛主席十日参加追悼会。梁思成九日去世，梁从诫因父丧从江西返回北京。周总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名义，为梁思成安排追悼事宜。 照周清澍的回忆，一九七二年梁从诫已经在北京活动，还邀请他参加自己与方晶的婚宴。到一九七三年冬，周清澍借调到社科院，常住北京，两人来往更勤，才知道梁从诫并不是外交部干部，正在四处找工作。 新婚夫妇借住在金岳霖先生干面胡同的两间房子里，地方不大，日子也不宽绰。 几个同学帮着给他找单位，本来有单位愿意接收，可一去外交部提档案，事情就卡住了。 有关负责人甚至建议不要接受他。人虽然已经回了北京，档案却还压在上高五七干校，这根绳子不松，前路就总像被人拽着。 所以，常见文章把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八年笼统写成他都在上高生活，真细究起来，并不严密。一九七二年后，他其实已在北京生活，只是正式调回北京，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 最难熬的，恰恰是这几年，脚已经踩到城里的地面，命运那扇门却没完全打开。 转机出现在一九七八年。经同学殷叙彝推荐，梁从诫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创办《百科知识》杂志，后来又创办《知识分子》杂志。 一九八八年，他辞去公职，应聘到民办中国文化书院任导师。 一九八九年起，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以及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到了一九九三年，他开始关注民间环境保护活动，领导创建中国第一家完全民办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 这条路看着绕，其实脉络很清楚。 他前半生做世界史研究，中年办杂志，后来投身环保，说到底，盯住的始终都是公共事务，都是那些别人容易装看不见、他却偏要较真的东西。海南那袋垃圾，就是他这股性子的活样子。 别人顾着夸景，他先看见脏；别人忙着说场面话，他偏把问题拎到桌上。那句“三代都是失败者”，听着狠，里头却藏着一股不甘心。梁启超盼的是国民新生，梁思成守的是古建筑和文脉，梁从诫后来守的是环境与公共良知。三代人使劲的地方不同，心里那团火却是一样的。 梁从诫不爱把苦难说成传奇，也不肯拿伤口换掌声。 他只是把上高那十年磨出来的硬气，悄悄带到了后半生。 海边有风，桌上有酒，满屋子的人都在夸风景，只有他弯腰把那些脏东西一件件捡起来。那一袋垃圾落在桌上，谁也没法再装作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