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的7位子女今何在？ 高岗这一家，不是几句大词就能讲完的。 外边一提起他，很多人想到的都是一九五四年的风波，是那块曾经没有名字的墓碑。可把眼睛从会议记录、历史定论上挪开，挪到家里看看，味道立刻就变了。一个人倒下去，砸中的从来不止他自己，妻子要搬家，要熬日子，孩子要改姓，要下乡，要把委屈咽回去。高岗两任妻子，七个子女，命运散得很开，看着乱，细捋下来，又都连着那个年代。 先说前头那段婚姻。杨芝芳是旧式妇女，裹过小脚，识字不多。 等到高岗在陕甘宁边区成了重要干部，经常开会，经常露面，夫妻之间那道缝就越来越明显。杨芝芳晚年回忆，当年是王子宜找她谈，说高岗活动多，你这样的小脚妇女，和他一起出面不大合适，分开更好。她听完也就认了。离婚以后，两人没有撕破脸，还是革命同志，高岗作报告，她照样去听。 这段婚姻留下两个孩子。大儿子三岁时在延安病死了。次子高毅，一九三零年出生，后来的坎坷几乎都压在他身上。 一九四零年，高岗和李力群结婚。李力群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生于江苏宿迁，来延安前是徐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材生，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晚年谈这门婚事，说两人没恋爱，一点感情都没有，就这么结婚了，还埋怨过陈云等人，说像是把她硬配给了高岗。她也承认，婚后高岗待她还不错，只是刚结婚那半年，不准她下山。 李力群不是只守着家的人。能下山以后，她先后做过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处秘书、延安柳林区党委宣传科长、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到一九四五年十月高岗离开延安去东北，她一直都在延安工作。她和高岗一共生了五个孩子。算上前妻留下的两个，高岗共有七个子女。 这个家真正塌下来，是一九五四年。那年中央揭露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高岗拒不承认自己有分裂党、搞阴谋的问题，八月十七日自杀身亡。周总理指示，把他葬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也不写年月日。 第二天，李力群带着四个孩子，又怀着第五个，从东交民巷搬到北京新街口一处四合院。 那时彭德怀还悄悄派警卫员去看过她，问她有什么困难。警卫员不敢说明是谁，只说有个老头子，在沈阳时到家里吃过饭。李力群一下就听出来了，说是彭老总吧。警卫员赶紧摆手，叫她别说。 更难的还在后头。高毅被定成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送到咸阳纺织器械厂隔离审查，还牵连了十几名技术人员和工人。李力群的五个孩子，也分别被发到河南、湖南、甘肃、内蒙古插队，她自己则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家人被扯得东一块西一块。 也不是一点暖意都没有。周恩来始终没忘记高岗一家，毛主席也指示把李力群列为保护对象。高岗和李力群所生的两子一女，后来都改随母姓李。等孩子慢慢长大，陆续回到北京，也都安排了工作。周恩来还亲自挑了王府井一处闹中取静的四合院给他们住。 高毅早年的路本来很顺。一九三九年，他和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刘少奇子女刘允斌和刘爱琴，还有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一起去了苏联。 到一九五一年年底，按高岗意愿，他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机械，又认识了宋丽达，两人很快结婚。可父亲出事以后，这条路立刻断了。直到一九七九年，经王震批示，高毅才调回北京，到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从事机床研究，最后以高级工程师身份离职休养。 高毅晚年常拿自己和当年一同赴苏的同学比。 那六个同学里，有三个没得到善终。陈小达因为工作和婚姻受挫，二十六岁卧轨身亡。刘允斌在动乱中受辱，四十二岁也卧轨自杀。孙维世被送进监狱，活活打死，年仅四十七岁。高毅说，比起这些人，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高毅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从北京市科委退休，小女儿在外地工作。他看电视时，总会留意那个城市的天气，和小女儿通电话时，也总记得提醒冷暖。 李力群后来的处境，也不算一直在阴影里。她先后当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逢重大节日常受邀出席国宴，还能登天安门观礼。 二零零五年，高岗百年诞辰时，家人获准把万安公墓那块曾在动乱中被毁的无名墓碑重新更换，墓碑正面刻上了高岗姓名和生卒年月。同年，横山县还为高岗举行过简单纪念活动。二零零六年中秋，李铁映前往探望李力群。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九日，高岗诞辰一百零四周年时，他的半身铜像在陕西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落成。二零一一年，《高岗传》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说到底，高岗的七个子女，公开材料里并没有把每个人都摊开细写。 能确认的，是一个幼年夭折，一个历经沉浮后回到北京从事技术工作，几个孩子改随母姓，在多年离散后重新安顿下来。没被写出来的名字，并不是不存在，只是都沉进了旧年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