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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校里唯一申请去台湾的人:1990年11月,99岁母亲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危,

开国将校里唯一申请去台湾的人:1990年11月,99岁母亲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危,弥留之际唯一心愿:见儿子最后一面,他立即写申请:赴台尽孝,见母亲最后一面,最终以亲情尽孝、特事特办获批,成为开国将校中唯一一例。   这个人物就是开国将校黄汉基。   他早年考进了有名的马尾海军学校,1938年抗战打得最艰难的时候,他和同学一起走了好几个月,徒步跋涉到了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因为英语功底扎实,他一开始被分到训练部编译科,负责翻译外文军事情报,日军轰炸延安的第二天,部队急需前线情报人员,他就主动请缨去了115师,跟着罗荣桓、陈光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扎根,从普通参谋一步步干到股长、科长,日军的兵力动向、战场的地形地图、关键的作战情报,大多都经他的手整理传递,在敌后战场立了不少功。   抗战胜利后,黄汉基跟着部队挺进东北,在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担任情报参谋,辽沈战役期间,很多从东北发往全国的关键军事情报,都要经过他的手处理和转发。   后来他还出任了一纵作战科长、三三四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四平保卫战、锦州战役、沈阳战役、平津战役,这些决定解放战争走向的关键大战,他一场都没落下,跟着部队从冰天雪地的东北,一路打到了烟雨蒙蒙的湖南,枪林弹雨里硬生生闯了过来。   新中国成立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看中了他马尾海校的出身,想把他调到刚组建的人民海军里,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早就看中了他的本事,当年在东北共事的时候,就深知他的作战和参谋能力,直接抢先一步把他挖到了空军。   就这样,海军世家出身的黄汉基,成了新中国空军建设的第一批开拓者。   他先是参与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轰炸团,后来又当了空十师的参谋长,抗美援朝战场上,他还亲自参与指挥了轰炸大和岛的作战行动,带着轰炸机群越过海面,精准命中了敌军目标,为粉碎敌人的登陆企图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黄汉基被授予了上校军衔,手里的任命书还是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名的。   之后的几十年里,他长期扎根空军教育领域,先后执掌了三所空军核心航校,亲手为新中国空军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光是从他的学生里走出来的空军将领,就有十多位。   可就是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老军人,心里却藏着一辈子的遗憾。   1949年,他的父亲带着全家人远赴台湾,只有黄汉基因自己的选择和信仰,留在了大陆,就因为这一道浅浅的海峡,母子俩硬生生分开了四十多年。   这几十年里,他连父亲在六十年代离世的消息,都是很多年后才知道的,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成了他心里怎么都解不开的疙瘩。   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他在美国任教的妹妹辗转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上他,兄妹俩终于在南京见了面,妹妹带来了母亲录的磁带,里面是老母亲用家乡话说的思念,怕他听不清,还特意准备了翻译版,黄汉基拿着这盘磁带,翻来覆去听了无数遍,每次听到母亲的声音,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所以1990年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黄汉基没有半分犹豫,当即就提笔写下了赴台探亲的申请,通篇没有多余的话,就一个朴素的心愿,去台湾陪母亲最后一程,尽一份为人子的孝心。   可在那个年代,这件事的难度超乎想象。   台湾方面1987年虽然开放了民众赴大陆探亲,但现役军人和相关人员不在开放之列,大陆这边,军队干部赴台的通道更是收得极紧,更何况黄汉基是开国将校,早年还接触过大量核心军事情报,这份申请递上去,就跟碰了之前没人敢碰的红线一样。   申请从空军学院政治部开始,一级一级往上呈报,空军政治部、总政治部、国台办、外交部,每一个部门都要仔细审核,每一级都要签字负责,谁也不敢轻易松口。   可谁也没想到,这份带着沉甸甸骨肉亲情的申请,从递交到最终获批,只用了短短十八天,最终的批文上,清清楚楚写着“个别情况,特事特办”。   就这一个批复,让黄汉基成了整个开国将校群体里,唯一一个正式递交赴台申请,并且成功获批的人。   拿到批文的黄汉基,没多说一句感慨的话,简单收拾了几件行李就立刻动身,从北京坐飞机到香港转机,一路马不停蹄赶到了台北的医院。   他扑到病床前,凑在母亲的耳边,用家乡话轻轻喊了一句“妈,汉基回来了”,原本已经意识模糊、连睁眼力气都没有的老母亲,竟然缓缓睁开了眼睛,看着眼前阔别四十多年的儿子,两行眼泪顺着眼角无声地流了下来。   或许是了却了一辈子的心愿,原本被下了病危通知的老人,在黄汉基寸步不离的照料下,身体竟然慢慢有了好转,从无法进食到能喝些流食,从卧床不起到能简单坐起身。   黄汉基在台湾陪了母亲两个多月,端茶送水、悉心照料,把几十年缺失的母子时光一点点补了回来,后来这位老母亲,一直活到了101岁才安然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