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想法，日本人也有！比如说曾经有个人问日本人，怎么看待南京大屠杀？会不会愧疚？ 有些人面对历史罪行时，会给出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回答，比如有人直接问一位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怎么看，会不会觉得愧疚，结果对方说不会，因为当时杀的不是人，而是动物，是畜牲，就像杀鸡鸭鹅一样，还反问中国人杀鸡会愧疚吗？更让人意外的是，他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很多日本人也这么想。这种言论听起来刺耳，却真实存在于部分日本人的表述中。它把人类惨剧比作日常处理家禽，试图把杀戮轻描淡写成无关道德的事。这件事戳中了很多人的神经，也引出更深的问题：为什么在加害一方，有人选择直面过去，有人却用这种方式回避？ 1987年，东史郎在日本京都的和平集会上公开部分日记，内容涉及南京地区的经历。同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事件50周年之际，他首次来到南京，在遇难同胞纪念馆表达反省和谢罪。此后他多次来华，共七次，参加历史调查、学术研讨会等活动，还捐赠日记原稿、勋章和军旗等物品，支持日记中文版出版。他的这些举动让日记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材料之一。 那次采访中提到的言论，反映出部分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特定看法。有人被问到会不会愧疚时，直接表示不会，因为在他们眼里，当时杀的不是人，而是动物、畜牲，跟处理鸡鸭鹅这些家禽一样。中国人杀鸡杀鸭杀鹅时不会觉得不安，所以杀戮过程也不需要额外愧疚。他还强调，这不是孤立的个人观点，很多日本人持有类似想法，把受害者视为低等存在，把暴行比作日常牲畜处理，避免赋予它道德重量。这种比喻把大规模杀戮简化成无须反思的普通行为，在一些谈话或公开场合被提及。 类似看法不是凭空出现，它跟当时部分军国主义教育和宣传有关系，那些内容影响了一些人的认知方式。表达者往往用家禽处理的例子来支撑观点，把事件中的中国人描述成非人类对象，从而淡化杀戮的性质。这种态度在日本社会中持续存在，显示出对历史事实的不同解读方式。南京大屠杀的史实，通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幸存者证词、日军自身记录、西方人士目击报告等多方证据得到确认，遇难人数在30万左右，暴行包括集体枪杀、强奸、焚烧等具体行为。 东史郎公开日记后，引发了各种反应。他出版了日记节选，以《我们的南京步兵联队》为题，内容在国内外引起关注。1993年4月，日记中涉及的原分队长桥本光治以“记述不实、损害名誉”为由，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东史郎、出版社和编辑，要求道歉和赔偿。诉讼持续八年，东史郎多次出庭，提供日记原稿作为证据。中方人士协助调查，提供南京地图、邮袋尺寸证明、手榴弹爆炸试验等材料，验证日记相关描述的真实性。法庭一审、二审和终审均判东史郎败诉，但他坚持上诉，没有放弃记录事实。 晚年东史郎身体状况变差，面对压力和恐吓，但他继续出席相关活动，在节目中讲述部分亲身经历。2006年1月3日，他在京都府医院病逝，享年93岁。他的日记和证言留存下来，成为了解南京大屠杀的重要依据。那段历史没有因为时间过去而改变，国际社会和多方材料都支持30万遇难人数的认定。 这种否认或淡化声音至今在部分日本群体中存在，一些人用各种方式质疑事件规模或性质，试图把暴行说成夸大或不存在。相比之下，东史郎的选择显示出加害一方也有人愿意站出来面对真相。他从普通士兵到公开日记，再到多次谢罪和应对诉讼，走过一条漫长的路。历史不是抽象数字，而是具体的人和事留下的记录。面对不同声音，我们需要靠可靠证据说话，而不是让比喻掩盖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