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陕北红军快饿死了，是宋庆龄先生，押上全部身家救了这支队伍。 1935年陕北的冬天，那真不是人挨的。红军刚走完长征，一个个瘦得皮包骨，没粮食，没药，伤员伤口化脓只能用雪擦。周恩来在窑洞里急得团团转，最要命的两件事：电台没电了，和外面全断了联系；粮食也快见底了，队伍眼看要撑不下去。 这时候，在上海的宋庆龄先生，知道了这个信儿。 她抽屉里锁着孙中山先生留下的最后一点家底：几箱子银元，还有三张能当“护身符”用的国民党财政部通行证。这是她最后傍身的钱了，一直没动。 可这回，她动了。 她先想办法，让一台秘密电台和陕北联系上了。瓦窑堡那边，断了快一个月的耳机里突然有了声音——这消息通道，是宋先生给接上的。 光通消息不顶饿啊。很快，毛主席那边托人捎来话，想请宋先生帮忙筹一笔巨款，五万美元。话没说透，但谁都明白，这是救命钱。 宋庆龄先生当时手头也紧，孙中山先生的抚恤金早就贴补各种事情花得差不多了。她一咬牙，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孙中山先生留给她的上海故居——莫利爱路29号那座小楼，给抵押出去了。 五万美元，在当时是天文数字。那时候五万美元能买近百万斤大米。这笔钱，能救活多少人啊。 钱有了，咋送过去？国民党围得跟铁桶似的。 宋先生找来一个自己人，叫董健吾，公开身份是个教堂牧师。她把密信仔细缝进董牧师的棉袄夹层，把银元和那几张特别通行证塞给他。董牧师就穿着他那身黑袍子，上路了。 从上海到西安还算顺当，可从西安往陕北去，路全封了，到处是哨卡。董牧师在西安卡了四十多天，都快急疯了。最后实在没法子，他壮着胆子去求见张学良，把抗日救亡的道理掰开揉碎了讲。张学良一听，当场就表态：“为了抗日，我全力帮忙！” 少帅真够意思，派了自己的专机，把董牧师送到延安附近，又派骑兵一路护送到了瓦窑堡。等董牧师见到红军时，袍子下摆全是泥，鞋都走破了，但那封缝在衣服里的信，完好无损。 信送到了。那笔救命的五万美元，宋先生想办法一笔一笔、化整为零，全都送进了陕北。换了药品、粮食、棉衣、电池……救了急了。 这一切，她谁也没告诉。就连毛主席那边，也一直以为是宋先生从她弟弟宋子文那儿借来的钱。 这个秘密，她守了整整三十四年。 直到1969年冬天，一封信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拆开信，是宋庆龄先生亲笔写的。她把1935年那个冬天做的事，电台、通行证、抵押房子、五万美元……一桩桩一件件，清清楚楚写在了信纸上。 毛主席读完，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们今天看历史，知道会师，知道胜利。但不太知道，在最难最难、队伍快要熬不下去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在千里之外，默默押上了自己的房子，掏空了最后的家底，想尽办法把钱和希望，送到了一群几乎绝望的人手里。 她后来在国民党的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说：“难道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一句话，问得全场哑口无言。 有些力量，不是在台前喊出来的。有些恩情，也从来不是为了让人知道。 她守口如瓶三十四年，不是因为怕，而是觉得没必要说。她当年做那些事，也不是图谁报答。她只是相信，这支队伍能成事，这个国家有希望。 所以她才敢赌上一切，去托一把。 这就是信任。信你这个人，就敢把全部身家押给你。不声张，不图报，只为了心里信的那个未来。 三十四年后，那封信把所有秘密轻轻揭开。原来，在那个冰冷刺骨的冬天，有一双温暖而有力的手，在背后死死地托举着。 这托举，比山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