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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丽文表示:“我父亲并非 1949 年随迁台湾,而是上世纪 50 年代辗转金三角

郑丽文表示:“我父亲并非 1949 年随迁台湾,而是上世纪 50 年代辗转金三角才抵达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那个年代特殊的‘陆配’。是眷村给了父亲这样一群异乡人一个温暖的归宿,里面的爱意如同春日暖阳般不断蔓延,也才有了如今的我。” 这番表述没有刻意渲染,却精准勾勒出一段跨越海峡与岁月的个人史,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很多人对 “陆配” 一词的认知带有性别固化的印象,而郑丽文的说法,恰恰打破了这种刻板标签 —— 所谓 “陆配”,本质上就是从大陆来到台湾、在此组建家庭的人,无关性别,只关乎那份跨越山海的扎根与联结。 郑丽文的父亲郑清辉,原籍云南普洱的彝族村寨,青年时期投身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与日军殊死搏斗。 抗战胜利后,时局动荡,他所在的部队未能及时回撤,被迫滞留泰缅边境的金三角地区,成了那段历史中 “漂泊的孤军”。 比起 1949 年直接退守台湾的同胞,他们多了近十年的颠沛流离,在瘴气弥漫的丛林里,既要抵御当地武装的围剿,又要忍受缺衣少食的困境,更承受着对故土的无尽思念。 郑清辉曾对女儿回忆,那些年里,哪怕身陷绝境,心中始终惦记着 “自己是中国人,根在大陆”,这份信念成了支撑他熬过艰难岁月的精神支柱。 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在相关国际决议的协调下,这批滞留在金三角的残军才得以分批撤回台湾,郑清辉也终于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 初到台湾时,他与其他来自大陆各地的老兵一起,被安置在台南的 “精忠三村” 眷村。这里没有华丽的建筑,只有简陋的房舍和竹篱笆,但对这些漂泊多年的人来说,却是久违的 “家”。 眷村里汇集着五湖四海的乡音,山东的快板、四川的方言、云南的调子此起彼伏,各地的饮食习惯也在此交融,一碗面里既有北方的劲道,又有南方的温润,小小的村落仿佛一个浓缩的 “中华家园”。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郑清辉遇到了土生土长的云林姑娘 —— 郑丽文的母亲。一个是来自云南丛林的老兵,一个是台湾本地的普通姑娘,他们的结合充满了地域与文化的碰撞。 父亲讲着带着彝族口音的国语,母亲说的是地道的闽南话,两人交流时常需要 “连蒙带猜”;父亲爱吃辛辣的滇味菜肴,母亲习惯清淡甜口的闽南料理,餐桌上的 “口味之争” 成了家常便饭;父亲性格刚毅内敛,母亲爽朗外向,生活里的小摩擦从未断过。 但这些差异,最终都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化作了包容与默契。郑丽文后来坦言,父母的相处模式让她学会了理解不同、尊重差异,而这份包容,正是眷村最珍贵的精神内核。 在郑丽文的记忆里,眷村的日子虽然清贫,却充满了人情味。谁家做了好吃的,总会分给邻里一碗;谁家遇到难处,街坊邻居都会主动搭把手。 晚饭后,父辈们会围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一边抽着旱烟,一边讲述各自的战地经历和家乡往事,那些关于大陆的山川河流、民俗风情,通过父辈们的口述,深深烙印在郑丽文这代眷村子弟的心里。 父亲郑清辉更是经常对着家里挂着的孙中山画像,给她讲大陆的家乡故事,告诉她 “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根”。 晚年的郑清辉,时常会坐在院子里发呆,手里摩挲着从老家带来的一块旧布料,嘴里念叨着 “普洱的茶,还是当年的味道香”“老家的山,比台湾的更青”。 那份深埋心底的故土情结,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淡化,反而愈发浓烈。 郑丽文说,父亲的这份思念,让她从小就明白,海峡两岸从来不是隔绝的,而是血脉相连、文脉相通的整体。 郑丽文将父亲称作 “那个年代的陆配”,看似不经意的表述,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思考。 在当下的台湾社会,有些势力刻意将 “陆配” 标签化、政治化,甚至以此制造族群对立,但郑丽文的讲述还原了这个词的本真 —— 它只是对一段跨越海峡的情感与身份的客观描述,是对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生动印证。 父亲的经历让她深知,台湾与大陆之间,从来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包容与理解、坚守与认同,才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底色。 如今,作为国民党主席的郑丽文,始终坚持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积极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这份立场,正是源于她的成长经历 —— 父亲的家国情怀、眷村的包容氛围,都让她深刻明白,两岸同属一中,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福祉。 那些像她父亲一样的老兵,用一生践行着对故土的思念与对家国的坚守;而眷村这个特殊的社群,用包容与温暖,书写了两岸族群融合的动人篇章。 郑丽文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了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轨迹,也感受到了历史记忆中最柔软的力量。在当下复杂的台海局势中,这份跨越海峡的血脉联结与家国认同,显得尤为珍贵。 毕竟,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每一个家庭都期盼着和平,每一个人都渴望着团圆。 而这份期盼,正是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的最坚实动力,也是对那段峥嵘岁月里所有坚守与等待的最好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