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跪在母亲床前："我要求娶阮冠世"，阮母瞬间泪如雨下："那吴家香火怎么办？！" 吴大猷没有起身，只是低着头说了一句话："没有阮冠世，儿子这辈子再有出息，也了无生趣。" 这一跪，跪的是八年。 1928年，南开大学的一次联欢会上，吴大猷第一次见到阮冠世。阮冠世文静，话不多，吴大猷当时已是物理系里出名的才子，两人却是一见如故。 往后几年，感情越走越深。但命运偏偏在这时候插了一脚，阮冠世被查出患有肺结核。那个年代，这种病几乎等同于判了死刑，不仅意味着无法生育，还意味着长年累月的医疗费用。 阮冠世主动提出分手，不愿拖累吴大猷的前程。 吴大猷没答应。 为了凑医疗费，吴大猷1931年赴美留学期间，白天在密歇根大学钻研物理，晚上在实验室兼职，一干就是十个小时。 就在这段时间里，吴大猷在原子光谱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国际学界引发关注。多年以后，195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西博格博士曾当面对吴大猷说："我能获得诺奖，要归功于你当年的论文。" 这话不是客套，吴大猷在密歇根时发明的弯形红外光谱仪，后来被美国工厂广泛采用，影响了当时整个世界光谱仪的发展走向。 1934年，吴大猷学成归国，成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阮冠世病情略有好转后也回了国，吴大猷看着阮冠世憔悴的面容，决定求婚。 母亲的眼泪和质问，挡在了这段婚事的面前。 吴大猷跪下来，没有争辩，只是坚持。最终，婚事成了。1936年，两人结婚，这一年，吴大猷二十九岁。 婚后没几年，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先至长沙，后辗转抵达昆明，合并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吴大猷带着体弱的阮冠世一路颠簸，生活极度艰苦。 阮冠世数次病危，吴大猷一边照料妻子，一边坚持教学研究。吴大猷后来曾自我调侃，说这段日子"比坐牢还难受，坐牢至少不必日夜为病危的亲人揪心"。 就是在昆明这间陋室里，吴大猷完成了专著《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振动光谱》。北京大学为庆祝建校四十周年邀请各教授撰写专著，吴大猷在物资匮乏、纸张短缺的条件下写完了这部书。 书稿流传至海外后，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纷纷来信，此书后来被Prentice-Hall出版社列入物理名著，成为该领域的权威之作。 牛津大学教授、曾任国际科学联合会会长的汤普森爵士，多年后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见到吴大猷，还专门说："你那本书我还在用，你开了路，我们后面便容易了。"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决定派人赴美了解原子能技术。军政部考核后，推派吴大猷带领李政道与朱光亚赴美，同行的还有化学教授曾昭抡、数学教授华罗庚。 然而一行人刚抵达美国，国内内战爆发，原定计划就此中断，几位教授只得各自安排学生入学，分赴各校继续研究。吴大猷先任母校密歇根大学讲座教授，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核子物理研究。 这一待，就是几十年。 1948年，吴大猷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此后加拿大国家研究院邀请吴大猷主持理论物理组，吴大猷接受了邀请，1950年成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 身在海外，吴大猷始终牵挂着留在大陆的恩师饶毓泰。1960年前后，吴大猷用小邮包把奶粉、糖果分批寄给饶毓泰，"但又不敢多寄，生怕给他惹上麻烦"。 1967年，吴大猷受蒋中正之命返回台湾，担任科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刚到台湾，国防部就送来了一份"新竹计划"的公文，实质上是台湾秘密研制核武器的方案。 吴大猷花了数周时间反复讨论，最终向蒋中正提交报告，建议暂缓核武计划。吴大猷在报告中指出，研制核武所需的经费远比预估庞大，台湾当时连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都严重不足，贸然推进必然陷入困境，且将面临与美国冲突的风险。 蒋中正接受了这一建议，计划暂停。 但吴大猷为此付出了代价。有人骂吴大猷是汉奸，"科导会"主任一职逐渐被架空成了闲职。吴大猷对此没有多做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