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黄羊没杀，子弹比肉还金贵，它们后来咋活下来的。 那天是八月里最闷的一天，天灰着，草甸子踩一脚就冒水。我们连跟在三十一军后面，已经七天没见一粒粮，皮带煮了三次，嚼起来像嚼烂麻绳。李聚奎团长蹲在泥水边看两只羊——一只是肚子坠得快贴地的母羊，另一只腿细得晃悠，站都站不稳。他摆摆手：“不杀，放。”没人吭声，可炊事班老赵指甲掐进掌心，没说话。 子弹真不够用。每人手里就一两发，打枪得算着用：一发打不中，人就可能倒在路上。有人算过，打一只羊要一发，剥了煮了顶多吃饱一顿；可活羊牵着走，能下崽，崽再长大，草里就有新活路。这账不是啥高深学问，就是饿得眼发花时，脑子反而清楚了。 抓羊那会儿也没开枪。三个连围成个松松的圈，慢慢收，靠人喘气、靠腿挪，靠饿着肚子熬。黄立清政委一边走一边喊：“留小的，留能生的！”声音哑得像砂纸蹭铁。后来真留了十四只，七只踩死在泥里，剩下七只瘦得肋骨根根分明。放生那两只，是挑出来的——母羊肚子垂得厉害，幼羊站都打晃，杀了不划算，留着才有用。 宋国仕副班长带着两个战士，硬是把羊往西边高坡赶。那儿没炊事班，没人闻见膻味。羊跑了几步就喘，我们跟着喘。四十八小时后，前哨回来说，在坡上看见羊卧着，旁边多了两只湿漉漉的小羊羔。日记里就记了一笔：“活了。” 这事没上战报。打仗的事才报，留羊不算“战”，是炊事班、卫生员、放哨兵一块搓出来的主意。若尔盖县志里翻得到：1935年黄羊数往下掉，1937年往上走了小一截。没人特意写谁放了羊，但数字不会骗人。 后来我在若尔盖湿地保护区门口看过块牌子，图上画着条弯弯的线，说那是1936年红九十一师走过的路。线的尽头，正是当年放羊的那片坡。 羊没说话。 我们也没再提。 坡还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