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徐悲鸿猝然离世。几年后，他的妻子廖静文改嫁还生了一个儿子，可是对外她选择隐瞒，一直自称为："我是徐悲鸿遗孀！" 徐悲鸿这个名字，在中国近代美术史里几乎是一个符号。他从江苏宜兴出身，父亲徐达章是当地的私塾先生，也是民间画师，从小教徐悲鸿执笔。 十余岁时，徐悲鸿已能独自接受乡人委托作画，拿这笔钱贴补家用。1919年，他以公费留学生的资格赴法国，进入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系统学习西方素描、解剖、透视，那几年打下的基础，后来成了他回国后主张"以西润中"的底气。 陪他去法国的，是第一任妻子蒋碧薇。蒋碧薇原名棠珍，宜兴书香门第出身，13岁已由父母定下婚约，对象是苏州查家公子查紫含。 那门亲事后来出了岔子，蒋碧薇对这段包办婚姻本就抗拒，1917年跟随徐悲鸿私奔出走，蒋家为保全颜面，甚至对外宣称女儿病故，还办了葬礼。两人辗转去了日本，后又到了法国。 在巴黎，徐悲鸿一头扎进画室，蒋碧薇却开始进入当地社交圈，举办沙龙，结识文化界人士。表面上是各有所长，实际上两人的距离在一天天拉开。蒋碧薇觉得徐悲鸿爱绘画远胜过爱自己，这个念头在心里落了根，往后多年始终没拔干净。 回国任教后，事情彻底变了走向。1930年9月，一个叫孙多慈的年轻女子出现在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以旁听生身份旁听徐悲鸿的课。 孙多慈祖籍安徽寿县，文静清秀，天赋极高。徐悲鸿在她的画稿上题字："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 1931年，孙多慈以图画满分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正式就读，徐悲鸿逢人便夸这个学生。外人眼里，这种夸法早已出了师生的边界。 蒋碧薇不是没察觉。她质问、争吵，甚至将徐悲鸿所绘孙多慈的画像撕毁。1934年前后，孙多慈曾带来枫树苗作为徐悲鸿新画室的贺礼，蒋碧薇一怒之下将树苗拔起烧掉。 徐悲鸿气极，把画室命名为"无枫堂"，并专门刻了一枚印章，盖在为孙多慈所绘的画像上，印文是"大慈大悲"，取两人名字各一字，意头不言而喻。 1938年，抗战爆发，局势动荡。徐悲鸿帮助孙多慈一家迁往桂林，两人在漓江一带写生，共处了一段时日。 为了能和孙多慈正式在一起，徐悲鸿做了一件当时看来颇为激进的事：在《广西日报》刊登启事，公开声明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接着托好友拿着那张报纸去见孙多慈的父亲，说明提亲来意。 孙多慈的父亲当场断然拒绝，随即带全家迁往浙江丽水。这一去，把最后一扇门也关上了。1940年，孙多慈在友人撮合和父亲力主下，嫁给了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 婚前，她给徐悲鸿寄去一封信，信纸空白，只夹了一颗红豆。徐悲鸿收到后写下"红豆三首"，此后两人再无书信往来。 蒋碧薇与徐悲鸿的婚姻拖到1945年底才正式办完离婚手续。按照离婚条件，徐悲鸿须付现款100万元，另给古画四十幅、徐悲鸿本人画作一百幅，以及每月部分收入用作子女抚养。 廖静文在其回忆录《徐悲鸿一生》中写道，正是这份沉重的经济负担，让徐悲鸿此后不得不持续大量作画，日夜操劳，身体的消耗从未真正停下来。 1946年，徐悲鸿与廖静文成婚，廖静文年仅二十六岁，两人年龄相差整整三十年。婚后育有一子，取名徐庆平。 1953年9月23日，第二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徐悲鸿担任执行主席，亲自主持全天会议。周恩来总理亦出席了这场大会。 当晚，徐悲鸿再次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抢救。廖静文赶到时，徐悲鸿神志尚清醒，开口问的第一句是：孩子为什么没有来？ 他想用手比划，示意要写遗嘱，却被在场医护人员以病情稳定为由劝阻，廖静文也没有坚持。9月26日凌晨2时52分，徐悲鸿病逝，终年五十八岁。那张遗嘱，到底没能留下。 廖静文此后将徐悲鸿留下的1200余件画作及大量书画藏品悉数捐献国家，1957年出任徐悲鸿纪念馆首任馆长，从此以"徐悲鸿遗孀"的名义活在公众视野里，直到2015年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至于那段改嫁的往事，廖静文晚年只淡淡说了一句："那是我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