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的起居注，都记写了些什么？有没有比较刺激的东西？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有一天唐太宗李世民把负责起居注的褚遂良叫来，开口就问：我平时说的话，做的事，你都写进去了？褚遂良回答得很平静：这是臣的本职，必须记录。 李世民又追了一句：要是我有什么不好的言行，你也要记下来？褚遂良的回答让李世民沉默了一会儿，不光臣要记，就算臣不记，天下人也会记着。 这段对话在《旧唐书·褚遂良传》和《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六卷里都有明确记载，不是野史，是正史白纸黑字写着的。 李世民对史书的兴趣从来不是出于好奇，而是有明确目的。公元626年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率人在皇宫北门伏击了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随后逼父退位。 这件事不管怎么解释，都算不上什么光彩的夺权过程。贞观十四年，李世民以"直书其事"为名，授意房玄龄将《实录》呈交御览，看完之后，他的评语是玄武门事件本就是义举，史官写得"语多微文"，遮遮掩掩反而失真，让他们照实写。 但这个"照实"，实际上已经给定了定性框架：李世民是"安社稷、利万民"的周公再世，李建成等人则成了乱政者。 真正主持这次删改的人是许敬宗，后来受到历代史家的严厉批评。 对照温大雅所著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是亲历了晋阳起兵全过程的官员，他的记录和正史有明显出入：进军关中途中，第一仗攻取西河郡，主帅是李建成，副将才是李世民，战事顺利；最先率军攻入长安的将领雷永吉，属于李建成的部下。 这些细节在正史里几乎被抹去了。 历史从来不是谁的私产，但权力可以决定哪个版本被更多人看到。 宋朝把起居注问题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宋初开始出现"先进御、后降付史馆"的惯例，起居注必须经皇帝过目才能送进史馆存档。独立性没了，真实性也就跟着一起没了。 这个制度的恶果，在神宗赵顼去世后彻底暴露出来。 神宗实录前后被改写了三次。 元祐年间旧党当权，实录里的王安石变法被大笔抹黑，新法推行中的一切过失都算在了改革者头上；到了绍圣年间，哲宗赵煦亲政，新党重新回来，拿着王安石本人写的《日录》，把实录里的旧党叙事推倒重来；南宋高宗时期，又要甩锅，把北宋灭亡的原因追溯到王安石变法，实录再改。 同一个皇帝在位时的历史，被不同的政治势力反复涂改，史书变成了党争的工具。起居注在这个过程中，能有多少真实内容留下来，恐怕只有当时的史官自己知道。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明代万历年间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万历皇帝朱翊钧年轻时，有一次临幸了一位宫女王氏，王氏怀孕，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 朱翊钧事后并不想认账，毕竟这不是他预设的宠爱，而是一次无心之举。但李太后把起居注拿出来了，上面清楚记录着时间、地点，以及皇帝当日的行踪。 为保皇家血脉的严肃性，明朝的起居注对这类事情向来记录详细。 朱翊钧在这件事上无话可说，承认了朱常洛的身份。但这只是矛盾的起点。此后整整十五年，朱翊钧拒绝立朱常洛为太子，转而偏袒郑贵妃之子朱常洵，文官集团前赴后继地上疏、争辩、挨廷杖、被流放。 这场"国本之争"拖垮了万历朝的朝政，大量官员在争论中被消耗殆尽，也为明朝后期的政治溃败埋下了根。 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册在明朝已经"沦为点缀"的起居注。 起居注这个制度，走了将近两千年，从晋惠帝设著作郎，到北魏孝文帝立左右史官，再到清朝皇帝刻意回避，让史官记录的只剩下打猎战绩与天气冷暖。 一部史书能记下多少真相，从来不只取决于史官的骨气，更取决于权力愿意露出多少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