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国航机长袁斌只因为不满分房制度，携带着妻子，驾驶载有95名乘客的飞机叛逃台湾，客机刚飞入台湾领域，就被拦截，乘客瞬间陷入惊恐，但最终夫妻俩的结局却让人拍手叫好...... 1998年10月28日中午，台北桃园机场的跑道上，警灯闪烁。 一架来自大陆的波音737客机刚刚停稳。 舱门打开后，走出来的机长袁斌没有等到想象中的欢迎人群，等待他的是迅速上前将其制服的警察。 就在几小时前，这位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最年轻的机长之一。 驾驶着这架航班偏离了原定前往缅甸的航线，转而飞向了台湾。 而他做出这个疯狂举动的原因，在许多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仅仅是为了一套没分到手的房子。 时间倒回几年前，袁斌的人生曾是标准的天之骄子模板。 1968年，他出生在一个条件不错的家庭，从小没吃过什么苦，心思都用在读书上。 天资聪颖加上勤奋，让他顺利考入了当时门槛极高的中国民用航空学院。 1992年毕业后，他毫无悬念地进入了人人羡慕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那时的飞行员，是社会地位和优厚待遇的代名词，是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的地方。 袁斌工作努力，技术扎实，很快就从学员成长为副驾驶。 1998年，他三十岁那年，成功晋升为波音飞机的正机长，成为公司里最年轻的机长之一。 他的事业道路可谓一帆风顺，每月过万的收入在九十年代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那时候北京一碗面条才一两块钱。 同样顺遂的还有他的生活，他娶了一位温柔贤惠的小学教师为妻，单位早在1996年就给他分配了一套位于北京、面积不小的住房。 在旁人眼中，袁斌拥有了一切：体面高薪的职业，稳定美满的家庭，前途无量的未来。 周围的朋友邻居没有不羡慕他的，都觉得这孩子一辈子算是妥。 但是，正是这看似完美的一切，在1998年的一次波折后迅速崩塌，他的心态彻底失衡。 转折点源于一套房子。 1998年，中国的住房制度正处在从福利分房向商品房过渡的末期，很多人都想赶上最后一班车。 袁斌所在的国航进行了最后一次福利分房。 已经成为机长的袁斌，满心以为这次能分到一套更大更好的房子，但最终名单公布时，却没有他的名字。 领导给他的解释是，因为他已经享受过一套福利房，这次应该优先考虑其他同事，并口头许诺明年有机会一定先考虑他。 这个解释在袁斌听来完全是推诿和欺骗。 他认为这是领导对他先前争取权益的打击报复，是故意给他“穿小鞋”。 更让他怒火中烧的是，单位随后调整了他的工作，减少了他的飞行任务，转而让他去培训新员工。 在袁斌看来，这等于变相削弱了他的核心价值和发展空间，是明晃晃的排挤。 一套未曾兑现的房子，成了压垮他心理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天大的委屈和不公。 极度的不满和怨恨，催生了一个极端的念头。 他想到了离开，去一个他认为能“重视”他才能、不会“亏待”他的地方。 他的目标，是海峡对岸的台湾。他的这个想法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受到了一些过往错误信息的影响。 在更早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确实发生过少数劫机犯逃往台湾后，未被严厉惩处反而获得某种接纳的情况。 这给袁斌传递了一个错误而危险的信息，让他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将自己事业上的这点不顺，全部归咎于环境。 并且他天真地认为，凭借自己精湛的飞行技术和机长的身份，去到对岸一定能获得赏识和优待，从此被奉为上宾，开启全新的、更受尊重的生活。 他甚至偏执地认为，这是一条“出路”，是摆脱眼下“憋屈”状况的唯一方法。 他将这个疯狂的计划告诉了妻子。 妻子徐梅起初极为震惊，觉得他简直是疯了，苦苦相劝，说现在的日子已经比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好。 但袁斌去意已决，完全听不进任何劝告，甚至以离婚相威胁。 最终，性格柔顺的徐梅在恐惧和混乱中，选择了妥协和跟随。 他们私下变卖了家产，将财物换成金银细软，做好了不再回来的准备。 1998年10月28日，袁斌像往常一样执行从北京经昆明飞往缅甸仰光的航班任务。 他的妻子徐梅也以普通旅客的身份登上了这架飞机。 当飞机飞越山西上空，进入平稳飞行状态后，袁斌利用机长的职权，让徐梅进入了驾驶舱，并关闭了舱门。 随后，他命令副驾驶改变航向，飞往台湾。 他切断了与地面指挥塔台的联系，将飞机和机上上百名乘客与机组人员，当成了他实现个人妄想的工具，完全不顾他人的死活。 但是，袁斌完全错判了形势。 此时已是1998年，两岸关系与十几年前已大不相同，共同打击犯罪是有共识的。 他的行为被明确界定为严重的暴力劫机犯罪。 他们以为的“投奔”，被对方视为必须严惩的刑事犯罪。 最终，台湾方面以“恐怖行为、妨碍自由”等罪名，判处袁斌有期徒刑。 刑满之后，他和妻子被遣返大陆，等待他们的，是大陆法律更为严厉的审判和制裁。 主要信源：（长江日报——“10·28”机长劫机案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