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张学良被送到台湾软禁，保密局每月拨付5万元，用于张学良等人及特务队的伙食。每四天买一次菜，猪半只，鸡都是整筐买，另外还有鱼、罐头等等，当时的冰箱，除了放冰块外，还有一种点灯的瓦斯冰箱。 账面上看，张学良到台湾后的日子，像是被照应得还不差。 保密局每月拨出五万元，专供他和身边特务队的伙食开销。 四天买一次菜，猪买半只，鸡是一筐一筐往里送，桌上还有鱼和罐头，连冰箱都备着，除了放冰块，还有点灯用的瓦斯冰箱。只看这些细账，真容易把人看糊涂，像是在山里安顿一位旧时代人物，不像是在关一个人。 可这事越往细处看，越叫人心里发沉。 饭菜安排得这样周全，恰恰说明这地方封得严，人并不是在过日子，而是在被严丝合缝地看住。 张学良和赵一荻被秘密送去台湾时，起初并不知情。 等回过神来，人已经进了新竹井上温泉的山里。那地方偏得厉害，像被人故意塞进地图边角。住的是日本人留下的木板房，屋里陈设简单，冬天潮湿阴冷，寒气顺着地板缝往上钻，夏天只要雨大一点，屋里这儿漏、那儿滴。 周围是台湾山地原住民聚居区，外头拉着警戒线，平常不能随便越过去。 通往外界只有一条公路，路面破损得厉害，碰上暴风雨，车走不了，人也出不去。 说白了，这不是找个清静地方藏身，这是把人稳稳搁进笼子里，只不过那笼子四周都是山，远远看去，像一幅静景。 外面后来有人翻看照片，见山色不差，竟觉得张学良像在过田园生活。这话听着就轻。张闾蘅提起那段岁月时，说得很直，那十年苦得很，不是旁人想象的闲居。 井上温泉远离城镇，采买困难，张学良只能自己种点青菜，养几只鸡鸭，给饭桌添些简单营养。 赵一荻本是大家闺秀，到了山里，也得坐在缝纫机前缝衣缝被，替两个人挡寒气。那里连电灯都没有，天一黑，屋里屋外就沉下去一大片。 年头一久，张学良的听力、视力都越来越差，精神上也闷得厉害，有时只能逗弄小猫消磨时间。更冷的一层，不在吃穿上，而在那种与世隔绝。许多年里，外头竟没人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一个曾经翻动风云的人，被悄悄摁进深山，连消息都像石头沉水，半点回响都听不见。 一九四九年初，局面又陡然紧起来。 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曾表示要释放张杨。外界呼声不低，真正敢碰这件事的人却没有。张学良牵扯太大，谁沾谁烫手。毛人凤干脆推说不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下落，把门死死堵住。偏偏井上温泉这个地方，外头已经摸到了些风声。 上头怕出岔子，立刻把人转走。二月二日凌晨三点，张学良被匆匆送去高雄，藏进寿山要塞兵舍，走得急，井上的书都来不及收拾。后来又担心高雄会成空袭目标，一九五零年一月，他又被送回井上温泉。 来来回回，人像一件不能见光的旧物，被人搬来移去，住在哪里，什么时候走，全由不得自己。 更让人发闷的，还不只行动被看死，连过去该怎么说，也轮不到他自己定。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正逢西安事变二十周年，蒋介石命负责看管的刘乙光带话，要他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那不是请他回忆旧事，是要他照着别人定下的调子开口。 张学良原本下过决心，不再谈这件事，可身在囚笼，只能提笔。文章本是写给蒋介石的私人信函，后来却被改成《西安事变反省录》，还要求亲笔重抄。再往后，这篇文字流到外部，又被称作《西安事变忏悔录》。这就不只是写字了，这是拿他的手，去替别人写一版历史。 身子被关住，嘴被按住，连笔也不再归自己。 一九六零年，局面才算松开一道缝。张学良迁到台北近郊北投的安全局招待所。六月五日，刚过完六十岁生日不久，他按宋美龄的意思，跟董显光去了士林礼拜堂。那地方是蒋宋夫妇常去的，国民党元老也常在那里露面。 张学良悄悄坐在最后一排，不声不响，像个不该出现的人。 礼拜结束，宋美龄一路和人打招呼，走到最后一排时，忽然朝他伸出手。四周的人都愣住了，许多目光一下子聚过来。那个失踪多年的人，竟这样出现在众人眼前。蒋宋离去后，张群、何应钦这些老人纷纷上前寒暄。张学良后来才明白，这是宋美龄有意替他安排的一次现身。 自那以后，他的日子总算不再像从前那样死寂。 宋美龄一直对他较为照顾，常给他写信，寄礼物，去美国看病时，还特地与于凤至和孩子见面，回台湾后再把情形写信告诉他。 张学良与于凤至离婚、和赵一荻正式结婚，也有宋美龄的推动。 后来，在宋美龄和蒋经国安排下，他自己出资选地设计，在北投复兴路建起一栋西式二层楼，院里有假山、鱼池、花房，条件比山里强出不少。 到了七十年代，对他的看管才慢慢放松，能见的人越来越多。 可到这时候，张学良早已是风采不再的老人了。等到一九九四年，他和赵一荻定居夏威夷，两个人都已被病痛拖得很重。赵一荻年轻时切去过一片肺叶，张学良则因早年眼疾失治，视力差到看人只剩影子，一耳全聋，一耳也只余微弱听力。 此后多年，两个人靠轮椅相伴着往前挪，外头是阳光和海风，身上却满是旧岁月留下的磨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