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刘少奇的第三任夫人，陪同刘少奇走完长征，曾任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和生活秘书，刘少奇的长子长女亲切地称呼她为谢妈妈。两人一直并无隔阂，为何会离婚？ 谢飞原名谢琼香，一九一三年生在海南一个农家，她却偏偏是个不服输的性子。 小时候读书肯下苦功，先在海南公学念书，后来又考进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可她没往安稳路上走，很早便投身革命，加入了党组织。 后来局势突变，地下工作受挫，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踏上长征。 参加长征的女同志总共三十人，谢琼香就在其中。她分到的活并不轻，主要是筹粮、找脚夫、安排宿营地。到了地方又不能歇，还得找老乡，做工作，凑粮食。 等事情办得差不多，队伍往往已经开拔，她又得拖着发肿的腿往前追。 一路上，荒村见得太多，锅灶是冷的，门板是歪的，偶尔碰见老乡，人家也吓得躲起来。 她只能满山去找，磨嘴皮子，讲道理。好不容易凑到一点粮食和人手，队伍已经走远，她只得咬牙赶路。队伍里有句话，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伤病太重实在走不动的人，发八块钱留在老乡家里。谁都清楚，这一留，往后还能不能见着，真不好说。 苦日子里最能见人心。 有一回，她烧热水时，从稻草里滚出几个梨。 可纪律摆在那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她留下钱和字条，只取一个梨给病着的战士。 还有一回，她们发现楼板缝里像漏下了粮食，跑到楼下一看，麦粒全掺在牛粪里。旁人闻着味都皱眉，她却蹲下身，一粒一粒拣出来，洗净，炒熟，装进口袋当干粮。 人在绝境里，能从脏污里抠出几粒麦子，这不是矫情，是本事。 过湘江之后，谢琼香病倒了，风寒上身，整个人烧得发烫。那时缺医少药，病一重，真可能起不来。董必武见她撑得太苦，提出把马让给她骑。她死活不肯搞特殊，实在撑不住了，才勉强骑上一小段。 过大渡河，桥身摇晃，下面江水发黑。 爬雪山时，风像刀子，雪片和冰雹往脸上砸。没有棉衣，就把羊毛和棉花塞进单衣里硬扛。草地更难走，干粮没了，就啃皮带，吃草根。等走到瓦窑堡，人已经瘦脱了形。 也是在这条路上，她和刘少奇慢慢走近。 早在长征前，她在江西开大会时就见过刘少奇，只是隔得远。 后来长征途中又听他作报告，觉得这个人说话有劲，也有章法，可她心里并不是一味佩服。 真正让她改观，是一件实在事。 长征路上，几位女同志体力实在撑不住了，谢琼香便和另外三个人一道去找负责后勤的刘少奇，商量能不能给女战士分个脚夫帮着挑行李。刘少奇没有搪塞，也没有摆架子，很快就把事情处理妥当。谢琼香嘴上不多说，心里却记住了。 她慢慢明白，这个人让人服气，不是因为位置高，是因为真肯替底下的人担事。 长征结束后，两人在瓦窑堡又见了面。 后来工作上接触频繁了，关系也就一点点近起来。邓颖超看得明白，索性替刘少奇去探她的心意。谢琼香不是扭捏的人，既然认定了，也就点了头。 他们的婚礼办得很简朴，没有像样的婚服，也没有什么排场，几位亲近同志到场作见证，两个人穿着整洁军装，把终身定下。婚后，谢琼香改名谢飞。 那段日子里，她收发信件，安排会议，照应起居，样样都顶得上。 可问题偏偏就出在太稳当。 谢飞不是只愿意站在旁边递文件、照顾生活的人。她入党早，做过地下工作，走过长征，吃过苦，也扛过事。时间一长，她心里那股劲又冒出来了。 她爱刘少奇，这是真的。 她越来越难接受自己总是以秘书、帮手、伴随者的身份出现，这也是真的。 尤其后来刘少奇职务越来越高，她心里反倒生出一种发闷的感觉。不是感情出了岔子，是她越来越清楚，自己不能总活在别人的名字旁边。 她提出离婚时，刘少奇震惊，也气愤，坚决不同意。 可谢飞不是一时冲动。她认准了一件事，就不会轻易回头。她没有继续跟着刘少奇奔赴新的岗位，而是去了延安马列主义学院深造。 离开一个相爱的人，从来不是轻巧事。可她更明白，自己得先把自己站稳。 再往后，谢飞把力气转到了法律事业上。那时候国家法制建设刚起步，缺的正是肯钻的人。她一开始并不轻松，面对密密麻麻的法律条文，也会头昏脑涨。可她不怕难，遇到不懂的就去请教，回去继续啃书，常常挑灯夜战，硬是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系研究生。 毕业后，她担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主抓教学，亲自撰写课程，讲授宪法、国际法、婚姻法，还重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坚持开设新疆班、西藏班。 二零一三年，谢飞在北京去世。 这个从海岛农家走出来的女人，前半生在枪火里赶路，后半生在法学讲台上站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