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会为什么放弃保定而选择石家庄? 河北省会的迁移，其实不是放弃，而是被逼无奈。在特殊年代，保定老铁太过给力，直接把省委给打跑了，然后省委跑来跑去，最后选择了在石家庄办公。 保定丢了省会，这事在当地老人嘴里，几十年都没凉透。 不是单单丢了一块牌子，也不是少了几栋办公楼。那股别扭劲，像一根小刺，平时不碰还好，一提起来，心口还是会发紧。毕竟这城做河北政治中心太久了，久到城墙旧影、衙门气派、街巷走向，都带着省城留下的印子。 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这顶帽子还是摘了，而且摘得很仓促，很狼狈，也很疼。 真要说清这件事，不能只盯着石家庄挂上牌子的那一天。 河北省会本来就不是个安稳角色，历史上东挪西腾。清代的河北还叫直隶，康熙八年，直隶总督衙门落在保定，从那以后，保定做了二百多年的中心。 那时的直隶管的地方大，离京师又近，总督权重。到了民国二年，省会迁去天津。 民国十七年，直隶改河北，省会仍在天津。九一八事变后，北方局势一天比一天紧，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河北省政府又从天津迁回保定。两年后战火扑来，保定沦陷，省政府南逃，跑着跑着也就散了。抗战胜利后，它先在西安恢复，又迁北平，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再回保定。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保定解放，旧省政府仓皇北撤。保定和天津这些年轮流坐庄，背后全是时局拿鞭子赶人。 一九四九年七月，河北恢复建制，省会重新定在保定。 七月十二日、八月一日，中共河北省委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先后成立。按理说，这回该稳了。偏偏又没坐热。一九五八年二月，天津划归河北，四月十八日，河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决定，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 理由摆得很硬，说天津是大工业城市，能带着河北往前冲。保定只能让开。 谁也没想到，不到十年，这张桌子又得重新搬。 一九六六年，外头的风声已经很紧。美国扩大越南战事，中苏关系也僵得厉害。 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河北省委随即作出决定，一月二十五日把省会从天津迁回保定。天津靠海，真打起来就是前沿，保定在冀中平原，西边连着太行山，多少有个回旋余地。 省会回保定，也有贴近农村、抓粮食的考虑。到五月一日前后，省委、省人委和一批省直机关陆续迁回。 谁知板凳还没坐稳，大风就卷进来了。 五月十六日，《五一六通知》通过，保定很快被那股狂热裹住。到了一九六七年，局面更凶。河北省军区和驻保六十九军介入，二十七个连队出动取缔，逮捕一千二百余人，入狱二百三十八人。 火看似压下去，其实只是埋进灰里。 几天后，中央军委调整部署，六十九军调往山西，三十八军从吉林通化移驻保定接防。新部队一来，局面更拧巴。 保定的群众组织重新分化，慢慢结成工总派和工筹派。 省军区支持工筹派，三十八军却倾向工总派。两边都觉得自己背后有人，胆子越来越壮，火药味越来越重。最厉害的一次，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河北农业大学发生近万人混战，死了七人，伤了近三百人，连部队也折进去数十人。 那阵子的保定，街上能看见工事，天上时不时有枪声，去省委、省人委门口贴大字报、喊口号、砸东西，倒成了常景。省会放在这种地方，谁坐在里面都发毛。 拖到一九六七年冬天，保定已经乱得让人坐不住。 陈伯达到河北视察，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陪同。 名义上是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扫清障碍，实际上，省会往哪儿搁，已经摆上桌面。驻河北各军和省军区大多靠向较保守一派，唯独三十八军支持更激进的一派。有人要尽快稳住局面，就得先把这股力量压下去。保定这时乱得厉害，也就给了搬走省会一个现成理由。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郑维山、李雪峰联名向中央报请，建议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省会由保定迁到石家庄，理由写的是石家庄工人阶级队伍较强，可以形成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二天，中央批准。 一月三十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二十五辆汽车组成的车队从保定悄悄南下，车上坐着省委、省人委、省军区和一些省直单位干部。 几天后，二月三日，农历正月初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成立，石家庄自此成了省会。 保定这边，年味还没散，门牌已经换了地方。 后来的事，更让人咂摸。 一九七零年陈伯达出事，省会搬迁的底细也被一点点翻出来。一九七一年一月华北会议期间，李雪峰检讨此事，承认这主意是陈伯达先提出来的，他和郑维山联名打报告，用编造的理由上报中央。话说到这儿，意思已经很明白。 保定失去省会，不只是城市条件比较后的结果，里头还卷着派性冲突、军队分歧和上层算计。 到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批示河北省会不要再迁，这件事才算钉死。保定那口气，也就一直憋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