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9岁北京知青摔断手臂，跑到县城买药。可药钱差1角，他恳请营业员帮忙：大姐，你行行好，我手快保快不住了！谁料，营业员冷笑：关我什么事！ 换作现在，一角钱掉地上都没人弯腰，可那个年月，这一角钱能把人逼到绝路。他叫刘宝柱，当时在陕北延川县插队，砍柴时从土坡上滚下来，右臂撞在石头上，骨头错位，肿得跟小腿似的。村里赤脚医生看了直摇头，说再不去县城接骨，这手怕是废了。队里借给他五块钱，他揣着就往县城跑，三十多里山路，硬是咬着牙三个小时赶到。到了药材公司，接骨用的药和夹板一共四块一，他翻遍口袋只有四块，偏偏就差这一角钱。 那营业员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头发烫着小卷，在这小县城里算体面人。她抬眼看了看刘宝柱肿得发紫的手臂，脸上没一点波澜，那句“关我什么事”说得轻飘飘的，像打发要饭的。小伙子急得眼眶都红了，站在柜台前不走，后面排队的人催他，他也不让开，就那么举着伤手，一遍遍说大姐我求你了。后来还是后面一个老大爷看不过去，从兜里摸出一角钱扔在柜台上，说了句“娃娃的手要紧”。刘宝柱拿着药出门，蹲在路边放声大哭，一半是疼的，一半是委屈的。 这事搁谁身上都得记一辈子。刘宝柱后来回了北京，考上大学，当了工程师，可他跟我说起这段往事，还是恨得牙痒痒。他不是恨那一角钱，是恨那副冷冰冰的面孔。你想啊，一个十九岁的孩子，举着快断的手求人，但凡有点恻隐之心，怎么能说出那种话？那营业员未必是坏人，可她那天就是选择了冷漠。这一角钱后来成了他心里的刺，扎了十几年。 有意思的是，九十年代他回陕北出差，特意去那个药材公司旧址看了看，早改成服装店了。他在门口站了半天，跟自己说算了，那个人说不定早就不在这儿了，就算在，自己又能怎样？骂她一顿？人家早忘了。可他就是忘不了。这种反差挺折磨人的——你心里翻江倒海，对方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其实这事背后藏着更深的东西。七十年代的陕北，物资匮乏到什么程度？药品是统购统销，营业员手里那点货比钱还金贵，她怕少收一角钱自己要贴进去，更怕领导查账。在那个年代，制度压得人喘不过气，很多人的冷漠是被环境逼出来的。我这么说不是替她开脱，是想说，人有时候不是不想善良，是善良的成本太高。 刘宝柱后来当父亲，教育孩子时老提这事。他说你手里要是有余钱，遇上难处的人能帮就帮一把，别等人开口求你了还往后退。他儿子听得耳朵起茧，有回顶嘴说一角钱的事至于念叨一辈子吗？刘宝柱愣了半天，说你不懂，那不是一角钱的事，那是人在最难的时候，被这个世界推了一把还是拉了一把。 说到底，人这辈子谁没求过人？谁没被人冷脸怼过？可那些在你最难的时候伸过手的人，哪怕只是帮了一角钱，你记他一辈子。反过来也一样，那些选择袖手旁观的人，你也忘不了，只不过记住的是另一回事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