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三年五月，李世民病重。 太宗在翠微宫召见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当面交代后事。这是一次标准的“托孤”。太宗明确指定长孙无忌为首席辅政大臣，褚遂良为副。 翠微宫里，药石的气味盖过了往日的熏香。一生英武、打下盛世的唐太宗，此刻躺在病榻上，也只是一个气息奄奄的老人。他把帝国最重的担子，交到了最信任的两个人肩上。 他对太子李治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你就不用担心天下的事。”转过头，又对两位大臣说：“朕将以后事全托付给你们。”这话说得斩钉截铁，充满了不容置疑的信任。 长孙无忌是跟着他一起夺天下、治天下的头号心腹，更是皇后的亲哥哥，太子李治的亲舅舅。褚遂良是骨鲠之臣，敢于直谏，是“镜子”魏征死后，最能代表贞观朝清流风骨的人物。 一个代表至亲与权力核心，一个代表道统与朝臣清望，这个安排看起来无懈可击，堪称托孤的“黄金组合”。 然而，这个被后世无数文人赞颂为君臣相得、算无遗策的托孤场面，细究起来，却埋下了一颗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炸弹的引信，就是李世民对长孙无忌那份毫无保留、甚至有些过度的信任。 他把长孙无忌摆在了唯一的、至高无上的辅政位置上，却忘了人性和权力在失去制衡后会如何发酵。褚遂良这个“副手”，在性情刚烈、大权在握的长孙无忌面前，能起到多少制衡作用？实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李世民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他怕儿子李治性格仁弱，镇不住局面，所以需要舅舅这样的强腕至亲来保驾护航。可他忽略了，当“强腕”过于强大，而皇帝又不够强势时，权力天平会彻底失衡。 长孙无忌迅速从“辅政”变成了“摄政”，朝廷大事几乎由他一手决断。他利用这个权力，做的头几件大事，就充满了私心与党同伐异的色彩。 著名的“房遗爱谋反案”被他办成了惊天大案，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等一批皇室勋贵被牵连诛杀。李恪临死前那句“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的诅咒，字字泣血，也道破了这场政治清洗的本质——清除一切可能威胁他权势的潜在对手，无论是真是假。 这恐怕是病榻上的李世民万万没想到的。他选长孙无忌，是希望他做帝国的柱石，守护李家的江山。可长孙无忌理解中的“守护”，首先变成了守护和扩张他长孙一系，以及依附于他的关陇贵族集团的无上权柄。皇帝的舅舅，最终成了皇帝权力最大的那个障碍。 于是，当李治后来想要立武则天为后时，矛盾总爆发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站在了一起，以顾命大臣的身份激烈反对。这表面上看是维护礼法，深处却是辅政集团与皇权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李治要夺回的，本就是属于自己的最终决策权。武则天，不过是他手中那把最锋利的刀。结果褚遂良被贬死他乡，长孙无忌被诬谋反，逼令自尽。当年翠微宫里那对受托付的君臣，最终都凄惨地死在了他们所要“辅佐”的皇帝手中。 李世民这最后一次重大人事安排，可以说成功了一半，也失败了一半。成功在于，它确实保证了权力在最初几年的平稳过渡，没出大乱子。 失败在于，它过于依赖个人品行和旧日情谊，而缺乏有效的制度性制衡。当受托付的权臣私心膨胀，而新皇又决心收回权柄时，必然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 再坚固的君臣情谊，在绝对权力的腐蚀与诱惑面前，也往往脆弱得不堪一击。托孤托得好，是佳话；托不好，就是下一个悲剧的序章。 史料主要依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旧唐书·褚遂良传》、《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及《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三年相关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