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小萝卜头的唯一遗像。小萝卜头原名宋振中，1941年出生，小萝卜头一家人被特务残忍杀害，小萝卜头年仅8岁。 这张照片里的小孩，脑袋大大的，脖子细细的，看着就让人心里发酸。都说孩子该是白白胖胖的，可他呢，八个月大就跟着妈妈进了监狱，那地方暗无天日，吃的饭里头掺着沙子、老鼠屎，菜叶子是用盐水煮的，有时候都馊了。正长身体的时候，哪有什么营养，所以到了七八岁，个头才跟四五岁的孩子差不多，狱里的叔叔阿姨心疼他，都叫他“小萝卜头”。 我这几年看资料，发现一个让人特别难受的细节，这孩子竟然不知道糖是什么味儿。有个看守逗他，说叫一声“阿姨”就给糖吃，他明明馋得眼睛都盯着那块糖，小手都伸出去了，可最后还是缩了回来，咬着牙说“你是特务”。回到牢房他哭着问妈妈糖是啥滋味，妈妈没法回答，只能用手指蘸了点窗台上的盐巴塞到他嘴里，说孩子，这就是糖的味道。你说这叫什么事？一个孩子想吃颗糖，在咱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可在那个年代，连这点甜头都是奢望。 可就是在这种地方，小萝卜头却比好多大人都懂事。他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心里那杆秤清楚得很。他给大人们当小交通员，楼上楼下跑，给黄显声将军送消息，给《挺进报》的负责人递情报。大人们在屋里商量事儿，他就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放哨，小眼睛滴溜溜地盯着过道的动静。每次有新犯人押进来，他第一个跑过去打听，叫什么，从哪儿来，记在脑子里再传给他爸。他才几岁啊，就知道这些事得保密，被发现了也不能说半个字。 黄显声将军在狱里教他读书写字，送了他一支红蓝铅笔，他稀罕得跟宝贝似的，用纸包了又包，藏在贴身的衣服里头，舍不得用。他心里头盼着呢，盼着出了这个鬼地方，到黄伯伯说的那种教室里，坐得端端正正地跟同学们一块儿用。可谁想到，他一直到死都没用上这支笔。重庆解放后人们挖出他的遗体，两只小手攥得紧紧的，掰开来一看，手里握着的就是那截短得不能再短的铅笔头。 有人可能会问，一个八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叫信仰吗？我觉得他懂。他懂的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妈妈教给他的最简单的东西，那些拿枪的特务是坏蛋，跟爸爸妈妈一起关在牢里的叔叔阿姨是亲人。他每天看着妈妈拖着浮肿的手脚还在跟特务硬扛，看着爸爸和难友们被打得遍体鳞伤也不松口。这些事儿，比什么书都管用。他心里头种下的那颗种子，比咱们这些在蜜罐里长大的人，要结实得多。 我有时候想，小萝卜头要是活到现在，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他会不会儿孙绕膝，会不会跟孩子们讲起那些年的事儿？可他没等到那一天。1949年9月6号夜里，距离新中国成立只有24天，他和父母倒在了歌乐山松林坡的血泊里。那时候他手里攥着那支铅笔，心里头大概还在念叨着黄伯伯教的课文，还在想着有一天能走出去，看看外面的天到底有多高。 现在咱们的孩子，能吃上糖，能在亮堂堂的教室里上课，能随便在草地上跑，这些再普通不过的日子，是小萝卜头用一辈子都没换来的。他那一代人，把苦都吃尽了，把命都搭上了，才给咱们挣来这点甜。所以每次看到这张遗像，我心里头就一个念头，别忘了这个大头细脖子的小男孩，别忘了他在那个黑屋子里头，攥着铅笔头等天亮的样子。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