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巩俐嫁给新加坡烟草大王黄和祥。那时31岁的巩俐初婚，满心期待与对方白头偕老。可婚后才发觉，黄和祥并非真富豪。几年后，这段豪门婚姻以分手收场。 主要信源：（搜狐娱乐——巩俐黄和祥离婚专题） 1996年，香港的一场婚礼办得风风光光。 新娘是巩俐，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红旗袍，笑眼弯弯。 旁边的新郎黄和祥，西装笔挺，被到场的记者们一口一个“烟草大王”地叫着。 那会儿大家都觉得，这故事可太圆满了： 国际影后嫁入豪门，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童话。 婚礼照片登在报纸上，谁看了都得说一句“郎才女貌”。 可生活这出戏，台词本往往跟海报上的宣传语是两码事。童话的下一页，写的常常是柴米油盐。 巩俐有一阵子真想好好当“黄太太”。 她学着煲汤，收拾家里，想着也许就这样慢下来也不错。 可日子久了，她才慢慢咂摸出点别的滋味。 黄和祥的“烟草大王”，更多是家跨国企业高管的头衔，领着高昂年薪，但和想象中那种坐拥帝国的老派豪门不太一样。 这倒也没什么，巩俐自己有钱，她图的是个知冷知热的人。 可1997年金融风暴一来，就像一场大雨浇透了港岛，好多人的身家缩了水。 黄和祥的事业遇到了坎，家里的气氛也跟着有点闷。 巩俐看着心里不是滋味，转身就重新扎进了片场。 那几年她戏接得勤，天南地北地飞，挣来的片酬，默默地流回家里，填上些窟窿。 不知不觉间，养家的人从丈夫变成了她。 以前她出去工作，别人介绍她是“黄太太”；后来在一些场合，黄和祥倒成了“巩俐的先生”。 称呼上的这点微妙变化，像根小刺，不显眼，但扎在那儿。 聚少离多成了常态。 一个在片场熬大夜，一个在生意场碰壁，两人能安安稳稳坐下来吃顿饭的时间都少。 感情像件名贵的瓷器，起初光亮，后来慢慢落了灰，再后来，怕是不小心就碰出裂痕了。 2009年，两人坐下来谈了谈，客客气气地分了手。 没吵没闹，离得平静。 媒体可热闹了，大写特写“豪门梦碎”，好像非得给这十三年的光阴，安一个狗血淋漓的标题才够本。 可对巩俐来说，这更像是一场漫长的退潮，她只是终于站在了干燥的沙滩上，虽然空旷，但脚下是实的。 在黄和祥之前，她生命里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名字——张艺谋。 1987年，22岁的巩俐穿着一件红棉袄，站在山东高密的高粱地里，太阳晒得人发晕。 导演张艺谋在镜头后盯着，喊了一声“好”。 那是《红高粱》，戏里“我奶奶”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野性，被巩俐演活了。 戏外，她和这位大她十五岁的导演，也燃起了一把火。 那八年，他们是华语影坛最闪耀的搭档，从《红高粱》的红，到《菊豆》的压抑，《秋菊打官司》的土气，《活着》的悲怆，他把她打磨得光芒万丈。 人们说她是他的缪斯，可这缪斯当得并不轻松。 她想要个家，一张结婚证，一个堂堂正正的身份。 他却觉得，那张纸没什么用。 1995年，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时，两人在片场已经几乎不说话。 最后一个镜头拍完，合作关系与情侣关系，也同时走到了尽头。 分手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遇见，是在戛纳。 记者问起两人会不会再合作，巩俐还没开口，眼圈先红了。 那份复杂的情愫，有爱，有怨，或许还有一份对共同黄金时代的怀念。 经历了这两段掏心掏肺又筋疲力尽的关系，巩俐好像变了一个人。 她不再急着往任何剧本里钻。 她拍戏，挑自己喜欢的角色，在《归来》里演一个认不得丈夫的失忆女人，在《夺冠》里演霸气的郎平。 她出席国际电影节，当评委会主席，气场全开，被人尊一声“巩皇”。 她把自己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有事业，有朋友，有到处看看世界的闲情。 她不再需要谁来证明自己的幸福，或者填补生活的空白。 所以，当2017年，她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碰到那个法国老头让-米歇尔·雅尔时，一切都显得很自然。 雅尔是个电子音乐大师，年纪比她大不少，有过三次婚姻。 但这个人有趣，精神头足，聊起天来眼神发亮。 他为了追巩俐，七十岁了还吭哧吭哧学中文，说得磕磕绊绊但挺认真。 他不把她当“国际影后”供着，而是一个可以一起听音乐、遛弯、开玩笑的伴儿。 2019年，两人结婚了，没大操大办，就请了些亲近的朋友。 媒体又炸了，标题变成“巩皇下嫁法国老头”。 可照片里的巩俐，经常穿着简单的T恤牛仔裤，素着脸，和雅尔手拉手在街上逛，笑得轻松又自在。 那是一种彻底放松下来的状态，不需要扮演任何角色，只是她自己。 如今的她，在哪部戏里出现，人们讨论她的演技；和雅尔出现在哪，人们看到她的笑容。 故事的主角，终于只是巩俐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