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8日，在冀中平原肃宁县的雪村。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倒在一片开阔地上，身上中了27颗子弹，仅太阳穴一处就有3颗。政委王远音腿部负重伤，他见突围没有希望，就开枪自尽。 这仗打得太惨了。六百多人，就那么在平原上被日军的铁壁合围一口一口吃掉。说起这场仗，就绕不开头天晚上的那场争吵。 军分区电报员破译了日军要大规模“扫荡”的消息，常德善司令员拍了桌子，主张连夜往东转移，跳到外线去。王远音政委不同意，说分区机关一走，老百姓怎么办，根据地人心就散了。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常德善说不过，直接搬出了军事指挥权。“我是军事主官，部队行动我说了算。”王远音寸步不让：“党政军民是统一的领导，我是党委书记，重大决策要党委集体决定。你是副军长，无权决定！”常德善急了眼：“军长不在！军事上听我的。” 这话听着硬气，可问题就出在这儿。军长确实不在，但“军事主官决定”和“党委集体领导”这两条原则撞到一起的时候，谁说了算？那时候的部队，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刚从上到下推行不久，碰上紧急情况，两条原则一打架，谁嗓门大谁说了算。制度有了，可执行起来缺把尺子，关键时刻靠人治，这就埋下了祸根。 最终谁也没说服谁，折中了一下，部队不走了，第二天一早转移。就这一夜功夫，日军把包围圈扎瓷实了。天亮后部队刚出村，四面全是鬼子。开阔地没遮没拦，重机枪一响，人就一片一片倒下去。 常德善端着机枪打掩护，让机关人员往沟里撤。子弹打完了，他身上也中了二十多枪。倒下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枪，太阳穴那三颗弹孔，是敌人最后补的。王远音腿被打断，血止不住，眼看着围上来的鬼子，抬手一枪打在自己太阳穴上。通讯员后来回忆，政委死之前说了句“我对不起司令员”。 这哪里是谁对不起谁的问题。两个人都想把队伍带好，都想把根据地保住，只是面对绝境，一个人选了风险更小的路，一个人扛着更大的风险赌了一口气。结果老天没给谁后悔的机会。 常德善那年才三十岁，王远音更小，二十七岁。六百多人，最后冲出来的不到一百。雪村那场仗之后，冀中八分区好几个月没缓过来。 后来人回头看这段历史，常会琢磨那个晚上的争论。制度这东西，平时看不出来，真到生死关头，少一个明确的说法，就得拿命去填。两个人争的不是私心，可偏偏就是这种“公说公有理”的僵局，最要命。要是当时有一个清晰的规则，说死了军事行动谁拍板，或者有一个不在场的人能一锤定音，也许结果就不一样了。可历史没有要是。 枪声停了之后，平原上安静了好久。风刮过庄稼地，沙沙响，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