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大才女王承书吃完饭后，像往常一样去了实验室。谁知这一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丈夫因找不到她，差点翻遍了北京城。10多年后，儿子打开门，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定睛一看，却是消失了多年的母亲。 王承书年轻时在美国深造，当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她立马就动身回国。 为了躲开美国方面的阻拦，她偷偷卖掉了家里的所有贵重物品，销毁了敏感的科研资料，足足折腾了许久，才终于踏上了回国的路。 回国后，她一头扎进了等离子体研究，没日没夜地忙活，没几年就成了国内这一领域的带头人。 可就在她的研究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钱三强找到了她，神色凝重地跟她说，国家要研制原子弹。 最关键的难题就是铀浓缩，这是原子弹的“心脏”，国内一片空白。 所以希望她能转行接手这项任务，而且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和任何人透露，包括家人。 天还没亮，可王承书就已经坐在桌子旁，手里握着一支钢笔，刚一笔一划签完最后一份保密协议。 纸页上“保密”两个字，重得让她指尖发颤，连握笔的手都绷得紧紧的。 她心里明白，从签下那份协议开始，她就再也不能陪儿子玩闹，再也不能给丈夫张文裕做一顿热乎饭了。 最终，她咬了咬牙，在签下字后就拎起身边那个布包，轻轻带上实验室的门，一路上都没敢回头。 等晨光透过窗户，在屋里投下淡淡的一抹阳光时，丈夫张文裕才从睡梦中醒来。 往常这个点，厨房早该飘出煎炒烹煮的香气，王承书准会系着围裙，在灶台前忙前忙后，连碗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可那天推开房门，却怎么也不见妻子的身影。 他走到书桌前，看见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小纸条。 那熟悉的娟秀字迹，他一眼便能认出这是妻子留下的，而上面只写了一句话，语气平静得像在叮嘱日常琐事：“因工作临时外出，无需挂念。” 在这之后，张文裕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来，大街小巷、犄角旮旯，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脚印。 可即便他人都找的有些瘦得快脱了形，却还是连王承书的一点消息都没查到。 那时候，他们的儿子还小，儿子经常坐在门口等一整个下午。 张文裕不敢告诉儿子，自己也不知道孩子的妈妈去了哪儿，更不知道她是不是平安，只能一遍遍地安慰着儿子。 与此同时，王承书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就奔赴了西北戈壁深处的221厂。 那时，她琢磨出了一套“分组计算法”，把复杂的计算任务拆开来，大家分工合作，大大提高了计算效率。 常年拨算盘、按手摇计算机，她的手指头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有的地方甚至磨破了皮，结了痂又磨破，到最后，手指头都有些变形。 可王承书从来没当回事，只要能算出正确的数据，再苦再累都值得。 有一次，为了攻克一个关键的铀浓缩参数，她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不吃不喝，就坐在工作台前演算，到最后，直接晕倒在了桌子上。 同事们赶紧把她扶到床上休息，可她一醒过来，第一句话不是问自己的身体怎么样，而是抓着同事的手，急切地问“昨天算的数据对不对”。 由于工作需要保密，即便是儿子生日那天，王承书也没法陪在身边。 就只能拿出工作笔记，在角落里写了“生日快乐”四个字，对着北京的方向，在心里默默祝福儿子健康长大。 她知道，自己欠儿子一个童年，欠丈夫一个陪伴，可她不后悔，因为她在做一件能保护千千万万个家庭的事。 任务完成后，王承书终于可以回到那个她思念了许久的家。 她一步步走到家门口，心跳得飞快，既期待又紧张，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她不知道丈夫和儿子，还能不能认出她。 王承书深吸一口气，轻轻敲了敲门，门开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年轻人站在门口，眉眼间，有着她和张文裕的影子。 年轻人愣在原地，盯着眼前这位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太太，眼睛里满是疑惑。 过了好一会儿，他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老太太的脸，年轻人才慢慢反应过来，随后，眼睛一红哭了起来——这就是他消失了十几年的妈妈！ 他再也忍不住，扑进王承书的怀里，声音哽咽着，一遍又一遍地喊“妈妈，妈妈，你可算回来了”。 没多久，张文裕也回来了，夫妻俩相见，没有太多的言语，只是紧紧相拥，所有的思念和牵挂，都在这个拥抱里得到了诉说。 王承书回到北京后，婉拒了所有的荣誉表彰，依旧保持着低调谦逊的作风，晚年还坚持指导年轻的科研人员，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辈。 （信息来源：人民网——王承书：一生的三次“我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