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营长被青海西宁牧民扣押为奴隶 1950年青海西宁解放路两旁的商铺已挂上崭新的红旗，身着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正向各族群众宣传政策。街上人来人往，老百姓眼里既有新鲜劲儿，也有点小心翼翼的试探，毕竟这世道变得太快，年初还是马步芳的天下，转眼间天就亮了。 就在这热闹的当口，一个谁都没多看一眼的身影，正沿着解放路踉踉跄跄地往城里挪。这人身上裹着件脏得看不出颜色的老羊皮袄，头发乱成一团，脸黑得跟锅底似的，佝偻着腰，活脱脱就是个刚从草原上跑出来的叫花子。街上卖酿皮的摊主瞥了一眼就扭过头去，谁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连站都快站不稳的“蒙古奴隶”，十二年之前，是带着几百号弟兄跟马家军玩命的红军营长。 他叫廖永和。 西宁刚解放那会儿，城里乱得很。马步芳虽然跑了，但残兵败将和那些跟马家勾搭惯了的土匪豪绅还在暗处盯着，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路边那些刚挂上的红旗在风里呼啦啦地响，老百姓看着新鲜，心里却还在打鼓。这时候突然冒出个人说自己是红军营长，谁信？ 可廖永和管不了那么多。他攥着一根削得光溜溜的白杆子当拐棍，手上的茧子厚得像石头，指甲缝里全是黑泥。他在青海的草原上给人当牛做马当了十二年，早先在西路军那会儿的威风劲儿早被磨没了，但骨子里有股气一直没散。他听说解放军进了西宁，就把放羊的鞭子一扔，一路讨着饭往东走，走了一个多月，脚底板上的血泡破了又好，好了又破，最后硬是走到了。 到地方的时候，他连汉话都快说不利索了。十二年没怎么张嘴说过汉话，天天听的是蒙古话，喊的是羊，舌头早就硬了。门口的哨兵差点把他轰走，哨兵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人领进去了。 这一进去，可把接待的人给问住了。这人说自己叫廖永和，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的副营长，安徽金寨人，1931年参的军。可你看看他那个样子，一身蒙古袍子，满嘴蒙古话，哪像个红军干部？工作人员互相看了看，谁都不敢拍板。 查档案。那时候哪有像样的档案啊，西路军的事儿本来就是一笔带血的账，两万多人过黄河，活着回来的有几个？廖汉生当时正在青海主事，听说这事后把手里的笔一搁，让人把那“奴隶”带进来。两个人一照面，廖永和眼泪当场就下来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旁边的翻译听了一会儿，翻译出来的是：“首长，我找了你们十二年。” 廖永和的伤在腿上。那是1937年倪家营子突围时挨的枪子儿，右腿膝盖以下被打穿，骨头都露出来了。那时候西路军被马家军的骑兵追着打，从甘肃一路退到祁连山里，零下三四十度的天，穿着单衣草鞋，伤员走不动就藏在山洞里，运气好的碰上牧民给口吃的，运气不好的就交代了。廖永和运气不算最差，他被一个蒙古族大娘救了，可大娘的丈夫不是善茬儿，看他是个残废红军，没把他交给马步芳的人领赏，而是留下来当奴隶使唤。 这一当就是十二年。十二年，够一个人死好几回的，也够一个人把自己彻底忘掉。可廖永和没忘。他白天给东家放羊，晚上躺在羊圈里数星星，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背那些在部队学的歌，生怕自己哪天一觉醒来，真就忘了自己是谁。有时候放羊放到高处，远远看见大路上有队伍经过，他就死死盯着那面旗，想看清楚是不是红的。可每次都不是。 1949年9月，西宁解放的消息传到草原上，牧主们慌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往西跑，有的往山里钻。廖永和知道，时候到了。他趁着夜里没人看着，把那根攒了好几年的白杆子往手里一攥，头也不回地走了。 后来的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组织上查了很久，最后确认了他的身份。一个叫李保全的老战友听说后赶来，一进门就抱住他哭：“你是廖副营长！当年在永昌城头，你给过我一块干粮！”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的结局应该是廖永和重新穿上军装，扛着枪继续打仗，把失去的十二年补回来。可现实没那么多戏剧性。他的腿已经废了，走路一瘸一拐，别说上战场，连正常行军都跟不上。组织上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想留在青海。就这么一句话，没有诉苦，没有要待遇，甚至连那十二年当奴隶的事都没怎么提。 他后来当了青海省农牧厅的干事，又当了刚察县民政局的局长。干的是最不起眼的活儿，跑基层、发救济粮、调解牧民纠纷。有人说他傻，放着大城市的安逸日子不过，非要在高原上受苦。他也不解释，只是笑。 这世上有一种人，受过的苦能写成一本书，但他从来不觉得那有什么好说的。廖永和就是这种人。他觉得自己的命是捡回来的，多活一天都是赚的，能为老百姓干点啥就干点啥，别的都是废话。 西宁解放路上那些红旗现在早就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年的土坯房变成了楼房，路上跑的从马车变成了汽车。那个拄着白杆子、一身羊皮袄的身影，也早就消失在了历史的风沙里。可有些事不该被忘掉，一个二十岁的副营长，在最该建功立业的年纪被打断了腿，在草原上给人当了十二年的奴隶，最后硬是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回来。这靠的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就是心里那口气没散。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