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4日，一名女犯被执行枪决，临行前，她被用手术刀割断了喉管，为的是，不让她说话，禁止她发出声音。 主要信源：（中国青年报——20世纪中国八大名案之割断死囚的喉管） 1975年4月4日，沈阳。 天还没亮透，45岁的张志新被反绑着押出监狱。 她努力想站直，但长期的囚禁让她脚步有些踉跄。 到了郊外一片荒地，刽子手按住她，一柄手术刀冷冰冰地贴上她脖颈。 没有解释，没有麻醉，刀锋划过，她的气管被精准割开。 血沫涌上来，她张了张嘴，却只发出嗬嗬的漏气声。 接着是枪响。 这个前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人大毕业生，就这样牺牲。 处决命令上她的罪名是“反革命”，而处决前割断她喉管的命令，只是为了防止她在最后一刻“喊反动口号”。 1930年，张志新生在天津一个体面的家庭。 父亲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母亲念过书，通文墨。 家里有架旧钢琴，她从小跟着学，乐理和字都认得很早。 她书读得好，一路顺当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去辽宁省委宣传部。 在单位里，她年轻，清爽，有文化，开会发言有条理，同事私下叫她“部里的丁香花”。 如果沿着这条轨道走下去，她的未来清晰而安稳。 变化在1968年到来。 一次朋友聚会，席间有人暗示，眼下风向明确，只要“积极靠拢”，前途大好。 张志新听了没接话，回家后对丈夫说： “工作归工作，搞这些团团伙伙没意思。” 这话不知怎么传了出去，不久她就被人举报，说她“思想有问题”，“对运动有抵触情绪”。 单位里很快贴出针对她的大字报，措辞严厉，但列出的“罪状”都很模糊。 她被停职审查，关在小房间里写检查。 审查的人要她承认自己“同情走资派”，“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怀疑”。 她不承认，她说： “我按事实说话，没做过的事不能认。” 不认，就有不认的“待遇”。 她被定为“右派”，注销城市户口，下放到盘锦的“五七干校”劳动。 那里原来是一片盐碱滩，冬天北风刮脸像刀子。 她和许多同样被送来“改造”的人一起，挖沟、挑粪、种水稻。 张志新开始给上级写信，一封接一封。 她写劳动改造中的见闻，写对一些理论问题的疑问，写对某些领导人被打倒的不理解。 信纸是偷藏的，钢笔水是省下来的，信写好了，托偶尔来探视的家人冒险带出去。 这些信大部分石沉大海，少数几封有了回音，但是却是更严厉的批判，说她“中毒太深”，“需要触及灵魂的革命”。 1970年，她被正式逮捕，罪名升级为“现行反革命”。 关她的单人牢房不到四平米，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便桶。 审讯几乎每天都有，问题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为什么写信？谁指使的？是不是有“黑后台”？ 她沉默，或者重复自己的观点。 她不肯在审讯记录上签字，他们说她不老实，给她上措施： 长时间罚站，不准睡觉，冬天用冷水浇头。 她病了，咳嗽，发烧，监狱医务室给点最基础的药。 即便这样，她还在写。 没有纸笔，她就用吃饭留下的铝勺柄，在囚室的石灰墙上刻字，一行又一行，密密麻麻。 看守发现后，把她转到一个墙壁特别加固过的牢房。 她的案子在内部有争议。 1973年，一份判处她死刑的报告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仁联桌上。 陈仁联看完案卷，对办案人员说： “一个女同志，写了些不同意见，思想问题可以教育嘛，一杀了之，以后怎么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因为他的这句话，死刑判决暂缓，改判十五年有期徒刑。 消息传到牢里，有人暗示她： “这是给你机会，服个软，表现好点，说不定能减刑。” 她没接这个茬。 她的“不听话”被详细记录，整理成新的材料。 1975年初，形势又紧了。她的案卷被再次提出来，有人批示： “如此顽固反动，不堪改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死刑判决重新启动，这一次，再没有人能拦，也没有人想拦。 执行前，关于她“一贯嚣张”、“可能会利用最后时机散布反动言论”的评估被特别强调。 于是，有了那道“为防止其喊反动口号，可就地采取必要措施”的指示。 所谓“必要措施”，就是割断喉管。 1979年3月，沈阳。 新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办公桌上放着同一份案卷，旁边是厚厚的复查报告。 办公室烟雾缭绕，任仲夷看了很久，在报告上签了字。 一个月后，官方宣布：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她的骨灰从无名处找回，被安放在沈阳回龙岗革命公墓。 葬礼上来了很多人，有她过去的同事，有素不相识的市民，还有许多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和她有过相似遭遇的人。 她的女儿已经长大，捧着遗像，脸上没有泪，眼神直直的。 追悼会的消息登了报，用了不小的篇幅。 人们传阅着，谈论着，然后生活继续，太阳照常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