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黎玉。这是他从权力顶峰跌落的第四年。1948年，华东局会议对黎玉作出错误定性，这位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创建者、原山东省政府主席，就此离开党政军核心岗位。     1952年的上海，他被任命为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昔日统领数十万军民、为延安转运十三万两黄金的革命者，在基层岗位上默默扎根。     1952年2月，上海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     会场里坐满了人，气氛有些凝重。     台上宣布了一项决定：黎玉不再担任上海市委秘书长，调任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     散会后，有老同事找到他，忍不住说：“你当时就该斗争到底。     ”黎玉没有多解释什么，只是轻声回了一句：“为了最后的胜利，我们只有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党的最大利益。”     把时间往回拨十六年。1936年，黎玉被北方局派到山东。     当时山东省委屡遭破坏，组织几近瘫痪，他愣是靠着拉黄包车作掩护，在济南扎下根来，一点点把党的网络重新铺开。     抗战爆发后，他直接领导了徂徕山起义，拉起队伍，在日寇眼皮底下建起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这里已经是拥有2400万人口、27万八路军正规部队的稳固大后方，规模冠绝各大根据地。     但很少有人知道，支撑这块根据地的，除了枪炮，还有黄金。     1938年黎玉去延安汇报工作，亲眼看到中央财政有多紧张。     他当即提出，山东有金矿，可以给中央送金子。     从胶东半岛到陕北，上千公里路，要穿过日伪军一道道封锁线，怎么送？他把金块铸成子弹大小，缝进战士的子弹袋里，每人带上五十两左右。     带队干部不说带的是什么，战士们也不问，只当是“重要物资”。     就这么一趟趟地运，整整八年，约十三万两黄金从山东抵达延安。     按照当时的购买力，这笔钱能买将近六亿斤小米。     黎玉的儿子后来问起这件事，他只说了一句话：“电台密码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忘，也绝对不能说。有些秘密宁可带进棺材，也不能流露出来。”     然而战争的硝烟还没散尽，内部的冲击先来了。     1946年，黎玉主持制定了山东土改的《九一指示》，本想稳妥推进。     但第二年华东局的会议上，这份文件被批成了“富农路线”，他本人也被扣上了“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的帽子。     1948年1月，华东局在五莲县召开胶东土地会议，会上对他的批判更加严厉。     到了年底的扩大会议上，一份《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正式给他定了性，认定他犯了严重错误。     他没有过多辩解，在公开场合作了违心检查，私下里只念叨一句话：“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1949年，黎玉随华东局南下到了上海，先后担任市委秘书长、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     他主持修建了上海解放后第一座工人新村曹杨一村，还规划了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昔日洋人的跑马厅变成了市民休憩的地方。     可阴影一直没散。1952年“三反”运动中，旧账又被翻了出来，他从市委秘书长直接被撸到了劳动工资处处长。     那一年他四十六岁，正是干事的年纪，却要在基层从头做起。     从山东根据地的一把手，到上海的处长，落差之大，搁谁身上都不好受。     但他还是去了，认认真真地做，没有一句怨言。     1953年他被调到北京，先后任一机部副部长、农机部常务副部长。     有趣的是，他原来的下级成了他的直接领导，他照样诚心诚意配合工作，从不计较。     1986年3月，黎玉已经病重住在北京医院。     中央批复了山东省委的报告，正式撤销1948年华东局扩大会议对他的错误结论，恢复政治名誉。     病床上的他收到消息，只说感谢党终于了此一案。     两个月后，他离开了人世。     又过了二十六年，2012年，上海市委也出了一份批复，撤销1952年对他撤职的处分，把那段历史彻底画上了句号。     他这辈子，在台上时干的是大事，在台下时干的是实事。     能屈能伸四个字，他说不出，但做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