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国家以400元的价格收购一名大三学生的画作。没曾想，不久之后，这幅画竟然成了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1980年那个冬天，谁能想到呢，国家用了400元收下一张大三学生的画，买的还是个画农民大叔的肖像。 当时谁都没预料到，这幅叫《父亲》的画，几十年后会稳稳立在中国美术馆大门里，成了亿万人心头最有共鸣的“镇馆之宝”。 罗中立，四川美院的学生，他从1964年考进美院附中，两年后就被发配去大山插队，背着铺盖卷下的那个村子，还不是随机的，他住在邓开选老汉家。 半夜炕头冷，天不亮去地头下力气，一年到头都得和泥巴混个透。 慢慢的，这些日子就熬成了他记忆里一锅又苦又咸的老粥，房东老人脸上的皱纹、手上的老茧，全都刻骨铭心。 泥土、汗水、饭碗边咸菜味，凝成了日后他所有农民神态、每一笔油彩的底色。 真正的灵感，却是1975年除夕夜冒出的。 那年城里寒风来得凶，沙坪坝街头不像现在有车流和霓虹，只是在铁皮门下透出几縷火光，他看到一个守粪的老人，还在推着粪桶在街道尾巴晃着，冷风一吹，衣服像锅盖一样贴在背上。 当时人家家家户户都热腾腾等着团年饭，只有这位老头猫着腰，顽固地坐在自己的粪桶上。 那一刻，罗中立满心只剩一个念头：农民这点坚持和苦，得有人替他们喊一声。 几年后，他背着这份冲动，三年级暑假一回家就开始憋着劲儿作画。 家里条件真实不算好，能找的画布要两块小的手缝拼一起，线头都能瞧出来。 画夹子也是旧货市场淘来的，油画颜料更是省着使。 罗中立没有舞台灯、没有聚光灯，只能靠窗户里泄下来的阳光试试颜色。 那时候画画很少有人整这么大张的，也没人把一个普通农民的脸怼到二米高，画得纹丝不漏。 学校里老师和同学都在嘀咕，说是“画的全是苦日子”，农民低头、手指开裂，有些人一看就烦，说太压抑。 争议越大，他越咬牙，也没听劝停笔。 到了要送审的时候事情卡壳了，有人提议该往画里加点“新气象”，罗中立几夜没睡，一个朋友给他想了法子，建议偷偷在老农耳朵后画了支圆珠笔。 为什么加圆珠笔？那时候的圆珠笔算是稀罕货，代表点现代感。 “老农不光吃苦，也有点新社会的劲在里头”，他也觉得说得对。 原本的画名是《粒粒皆辛苦》或者《我的父亲》，但画里有了笔，这意思变了，像是有点盼头了。 画都快定了，名字又卡关。 吴冠中来了，一看，咂咂嘴说一句“我的父亲”不够带劲，建议直接上“父亲”，这一下子画的格局和味道全都上了档次。 有了这一改，评审也松了口气，觉得这不是哪个知识分子捧自己老爹夸，而是给整整一代人画了张像。 投票那天，评委间的气氛真有点胶着，投到最后，全场800多票举了手。 现场那叫一个热闹，普通观众排起长队，看一眼都觉得揪心。 国家美术馆当时出价，二话没说直接给了400元，这笔钱在老罗家里掀起了不小的浪。 这背后其实藏着不少门道，那个年代大家还在琢磨画画要主题鲜明，要歌颂，要高高举起，罗中立就敢把农民的背画弯了，把手上的老茧画得比手还大，把皱纹一条一条抹下来，这种画法在当时是冒险，说实在话，还真不太敢往金奖上想。 这幅画混出了名堂，有一个关键点，既在于它沾了点超级写实主义的“新鲜劲”，也在于画里有血有肉，不是空喊口号。 画展刚结束，就有不少美术生开始琢磨着自个儿是不是也该画自己爸妈，不管你家是种田还是卖早点，从那以后，许多人都把最熟悉的亲爹、亲娘、亲邻居画上画布，画风全都“写实”起来了。 一时间，画里的脸蛋都带着泥、带着油、带着日照的印记。 三十多年过去，罗中立的名字一直在美术圈火着，《父亲》这画，成了中国人心头一块“活化石”，是艺术圈、普通群众都能一口气叫得出的“国宝级脸谱”。 很多老美术馆员说，这画最大的劲儿不是画得像，而在于画得真，把苦日子的底子、农民不算体面的脊梁骨都给翻了出来。 有人专门分析过这幅画，发现它有一个细节经常被忽视，就是那只插在耳朵后的圆珠笔，这支笔让当时不少美术队伍惊掉下巴，觉得这下子“农民”的形象里夹了点未来的火花，有了新的可能性。 《父亲》火了，是树立了一个时代的新标准，不光是艺术奖章的问题。 那幅画每年吸引来的观众，都像在找自己的一张旧相片，看见父辈脸上的褶子，看见自己挣来的新日子。 很多人说，这画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不论什么时候回头看，都有新的感慨，新的记忆翻上心头。 《父亲》这张画，就这么成了中国人不变的记忆，也是一张看不厌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