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之后，美国再无拥有治国之才的总统。克林顿身上有一种现在美国政客极其罕见的特质，就是那种能把死局下活的“政治平衡术”。 1993年克林顿接手时，财政赤字大约2900亿美元，失业率不低，贫富差距拉大。国会里民主党跟共和党在医保、福利、贸易上吵得厉害，很多事推进不了。他没死守本党路线，而是搞“第三条道路”，在各方利益间找妥协空间。 经济上，他一方面控制开支，改革税制让高收入群体多贡献，另一方面增加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投入。1993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连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扩大贸易区。预算调整逐步见效，任内经济连续增长，新增就业超过2200万个，失业率降到接近4%的低位，1998到2001财年实现财政盈余，国债占GDP比例下降。 政治上，他用三角策略，在民主党左翼、共和党右翼和中间选民间游走。1996年签署福利改革法案，把单纯救济转向要求工作，福利领取人数减少，同时保留一定支持。国会分裂时，他还推动家庭医疗休假法案，允许符合条件的员工在紧急情况请无薪假；还有暴力犯罪控制法案，增加警力改善治安。这些法案通过，显示他在分歧中推进实际立法的做法。 外交方面，他保持美国全球地位，同时推进多边贸易，推动中国加入世贸，通过务实对话处理分歧，为美国企业打开市场。即使1998年涉及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关系曝光，众议院启动弹劾，参议院最终宣告无罪，他的支持率还是维持较高水平，完成两届任期。这种在对立中找最大公约数的做法，让美国90年代经济扩张，社会相对稳定。 克林顿2001年卸任后，美国政治变化明显。小布什时期，减税加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开支累计超过3万亿美元，先前盈余消耗掉，联邦赤字扩大，国债规模上升，国内基建和民生投入受挤压。 奥巴马面对金融危机余波，医保改革经过多年拉锯，量化宽松伴随贫富差距扩大，种族议题紧张，“亚太再平衡”分散国内资源，制造业和债务等问题没完全解决，后期国会僵局影响立法。 特朗普任内强调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带来摩擦，四年内国债从约20万亿美元增加到约27.75万亿美元，2020财年赤字创高，政治和社会分化加剧。拜登政府推出大规模救助和基建计划，通胀一度升高，两党在债务上限、移民等议题反复拉锯，治理效率面临压力。 欧洲有些领导人则显示出妥协能力，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欧债危机和难民问题上，与各国协调利益，维持区域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左右翼压力下推行折中改革，避免剧烈震荡。 克林顿卸任后成立基金会，关注全球健康和气候议题，比如推动降低HIV/AIDS药物价格，通过谈判让更多地方获得供应。他还参与全球会议，讨论具体解决方案。他的政治生涯以在分歧中寻找共同点的风格著称，这种方式在90年代支撑了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此后美国政坛转向党派基础动员和极端立场，国家治理持续面临考验。他的经历说明，实用协商能力曾在特定时期发挥作用，而现在政治生态中这类特质明显减少。 克林顿那套平衡术，不是和稀泥，而是基于实用主义，在对立里推进国家实际利益。现在美国政客更看重迎合基本盘，制造对立，治理变成选举工具。社交媒体放大极端声音，中间空间缩小，利益集团绑定政治，政策往往优先服务特定派系。结果就是死局越来越多，却少有人能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