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业被拒绝，他当了两个大军区政委，晋升上将 他就是史玉孝，陕西宝鸡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父亲做生意赚了点钱，在家乡建造了20多间房子，买了100亩旱地，家里还雇有两名长工。 一个地主家的娃，最后成了共和国的上将，这故事搁在电视剧里，编剧都不敢这么写。但史玉孝偏偏走出来了，靠的还不是别的，是那个年代最不值钱、后来又最值钱的东西文化。他高小毕业，考中学那会儿四所学校全录取，这脑子，搁在部队里就是稀缺资源。1949年那会儿，16岁的史玉孝借了路费跑出来参军，家里给他定的亲事他不乐意，干脆一走了之。这一走，就走进了彭德怀的队伍，走进了一野。 他刚入伍的时候，部队里大多数人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他倒好，能写会算，文字表达还清晰。这种人放到哪儿都吃香，入伍第二年就立了小功，提了副排级。从朝鲜战场回来之后，他在第一军当连指导员，把连队带成了标兵。可人不是铁打的，长年累月地跑基层、做思想工作，身体先扛不住了。1964年，他递了转业申请，想着干脆回地方算了。 团政委杜炯明拿到申请，没批。 杜炯明这人，眼光毒。他跟史玉孝说了一句实话：部队里找不出第二个既有实际经验、又有你这文字水平的人了。这话一点不虚。打仗的人好找，能打仗又能把政治工作做扎实的人，那是真难找。杜炯明把他留下，安排了个组织股副股长的位置，还给他开了绿灯：身体好了就干活，身体不好就去住院休养。就这么一个决定，把共和国未来的一位上将留在了部队里。有些时候，一个人的命运转折点，就在另一个人“多管闲事”的那一下。 史玉孝的晋升路子很有意思，不是一步登天，是那种慢吞吞、磨磨蹭蹭，突然又蹿上去的节奏。1969年当团政委，一干就是九年。九年后平调到师里当政治部副主任，职位没升反降了。搁一般人，心里得窝火，得闹情绪。史玉孝没有，他闷头干活。这态度在部队里比什么都能服人，上级看一个人，不看你怎么闹，看你遇到不顺的时候能不能稳住。能稳住的，才堪大用。 1982年升了师政委，搭档的师长叫吴铨叙，后来也是上将。俩人搭班子，后来都走到了将军的位置。接着戏剧性的一幕来了，1983年，他从师政委直接提了军政委，就一年时间。从团到师用了13年，从师到军只用了一年，这反差大得离谱。可仔细想想，那些年他闷头干的活、憋着的劲儿，都在这一年还回来了。 第一军的军长叫傅全有，后来的总参谋长。两个人在第一军搭档，后来又一起上云南边境打仗。那仗是真的打，子弹不长眼，政委不是光在后方做报告，得跑到前线稳军心。这段经历给史玉孝的履历里添了实打实的战功，不是纸上谈兵。打完仗回来，傅全有去了成都军区当司令员，他去了南京军区当副政委。 1988年恢复军衔制，他授了中将。1990年升南京军区政委，1992年调广州军区政委。南京、广州，两个大军区政委都让他干过，这个履历在全军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1994年6月8日，61岁的史玉孝授了上将军衔。巧的是，就在授衔前一个月，全国人大刚刚修订了《军官军衔条例》，取消了“一级上将”这个设置，上将成为最高军衔。他赶上的这趟车，分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 可就是这么一个上将，日子过得让人说不出话。 外甥来找他，想当兵。他这个级别的干部，一个电话就能办的事，他没开口。他跟外甥说：靠自己去。外甥后来发愤读书，考上了大学。妻子随军，从营区到单位一个多小时的路，他从来不派公车送。妻子实在折腾不起，就在单位附近租了个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里间搁一张床，妻子睡，旁边放个箱子，最小的孩子睡箱子上。外间放一张双层床，另外两个孩子睡。全家四口，挤在20平方米里，一住就是12年。 一个军区政委的家，住成这样。这要是编出来的故事，谁信？可它就是真的。他手里握着权力，却始终觉得那东西不是自己家的。用公家的资源给自己人铺路，他觉得这条路一走，就再也堵不住了。这种自觉，今天回头看，简直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 2005年2月12日，史玉孝在广州病逝，72岁。他走的时候，傅全有还在。两个人一起扛过枪、一起打过仗、一起扛过将星，一个先走了，另一个活到了九十多，见证了完全不同的时代。从1949年那个借了路费出走的陕西少年，到执掌两个大军区的上将，他走了45年。那45年里，他有过转业被拒的无奈，有过职位平调的憋屈，也有过一年升一级的顺遂，但他从来没有因为手里有了权力，就给自己人谋过一分便利。 这大概就是那一代军人的底色，从最苦的日子里走过来，知道权力是公家的，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