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李鹏总理打电话给国家能源部副部长胡富国：“老胡啊，我今天看了报纸才知道，你的夫人还在烧锅炉”胡富国的回答让人泪目。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解放日报：“最大的失败”是红颜？） 1990年，一篇《副部长夫人烧锅炉》的报道见了报。 当晚，胡富国就接到老领导的电话，话筒那端是藏不住的诧异： “老胡，你爱人怎么还在烧锅炉？” 他只回了一句实在话： “我是农民的儿子，党给我的已经够多了。” 这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大半辈子的故事。 胡富国是从煤堆里走出来的干部。 在大同矿上，他是有名的“黑脸”矿长，脸黑，脾气也倔。 有次他一身煤灰从井下上来，穿着妻子做的黑棉袄，去食堂打饭。 窗口的女工瞧他像个普通矿工，对着他要的肉菜甩了句： “不卖！” 胡富国火了，叫来负责人： “井下弟兄流的汗最多，凭什么吃不上肉菜？” 盛怒之下，他让人辞退了那女工。 可三个月后，他坐在办公室里，想起一份工作对普通家庭的分量，又让人把姑娘找了回来，重新安排了岗位。 这事，矿上的人记了很多年。 对自己严，对家人，他更近乎不近人情。 妻子常根秀跟着他，没沾过什么光。 他当上省煤炭局副局长后，把妻子安排到下属招待所，干的是一层楼的保洁，还是个临时工。 胡富国话说得直： “我是党的干部，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套，我做不到。” 常根秀没争辩，默默干了七年，白天打扫，晚上照料四个孩子，深夜还在灯下给他缝那件穿了好多年的黑棉袄。 更大的“委屈”是进京之后。 1982年，胡富国当上副部长，常根秀本以为能松快些。 结果，他给妻子找的“新工作”是去机关澡堂烧锅炉。 那锅炉房又小又呛，三个煤气炉子挤在里面，常根秀一守就是十年，忙时连给孩子们做顿热饭都难。 直到有记者偶然发现，这事才见了报。 拍照时，她不好意思地搓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说： “这衣裳太破了，我换件干净的。” 照片上，她站在锅炉房门口，笑容朴实，脸上是十年烟火的痕迹。 1992年，常根秀累倒要做手术。 进手术室前，这个硬汉紧紧攥着她的手，声音发颤： “孩子都是你拉扯大的……在太原你扫了七年地，到北京又烧了十年锅炉。这辈子，我最对不住你。” 同一年，胡富国回到了山西。 摆在面前的是两大难题：一座太行山挡住了路，一条母亲河解不了渴。 他横下心，要劈山引水。 修太旧高速，他撂下狠话： “就是拼了命，96年也得打通！” 资金不够，全省上下一起凑。 一位看门老人捐出攒了一辈子的1500元，信上说想给工地买台风钻。 胡富国前前后后往工地跑了三十多趟。 有次，工人们起哄让他也表演个节目，他不会唱歌，却许下诺言： “等路通了，我给大家唱出上党梆子！” 1996年，路通了。 庆功会后，他真就勾上脸，穿上戏服，在台上认认真真唱了一出。 台下先是一愣，接着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笑声，许多筑路汉子笑着抹眼泪。 他没忘记那些没能看到通车的人，坚持在路边立起一座碑，他说： “功劳是大家的，可那八个兄弟，是把命留在这儿了。” 修万家寨引黄工程时，他的话更重： “大坝要是渗水，我胡富国第一个从这儿跳下去！没脸见父老乡亲！” 就在工程最紧的时候，妹妹、妹夫车祸去世的噩耗传来。 家人为了不打扰他，瞒着办了后事。 知道消息那一刻，这个铁打的汉子晕倒在地。 1999年，他调离山西。 火车站前人山人海，他被热情的人群推上车顶。 下面有人带着哭腔喊： “胡书记，你把路修通了，也把咱的心修热了！” 车开了，他不断挥手，站台上的人久久不散。 多年后，他和常根秀悄悄回平遥，还是被人认了出来。 三轮车夫们激动地喊： “您要上城墙？我们抬您上去！” 真就几人合力，把车和人热热闹闹地簇拥上了城墙。 锅炉房的烟火，太行山的炮声，戏台上的锣鼓，火车站前的人潮…… 这些片段拼出了一个比任何头衔都更清晰的形象。 他和那位烧了十年锅炉的妻子，用一种近乎笨拙的执着，守着最朴素的道理： 权力是公家的，日子是自己的；对老百姓说的话，砸在地上要有个坑。 岁月长河里，许多宏大的叙事会淡去，而那些笨拙却滚烫的细节，会像河床底的石头，水过去了，石头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