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中央不成文规定：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禁止他坐飞机。毛主席多次找空军，要求给他派飞机，刘亚楼总说：“空军没有好飞机，飞行员技术水平低，”，婉言回绝。 很多年里，外头一直有个说法，说建国后中央心里发紧，怕毛主席坐飞机出意外，慢慢就有了个不成文的规矩，能不飞就不飞。这个话传得挺像那么回事，听着也顺耳，毕竟一提到领袖出行，谁都会下意识往“安全”二字上靠。 毛主席后来坐飞机少，不是假。可要说是被人硬拦住了，事情又没那么直。 一九五六年春天，毛主席提出去广州视察。路远，事多，来回若全靠火车，时间就得往里搭不少。他干脆提出，这一趟坐飞机，而且还点明，要坐中国飞行员开的飞机。那时人民空军还年轻，专机任务更不是寻常差事。四月三十日，刘亚楼把任务交给驻京专机飞行团，团长胡萍亲自当机长，陈锦忠任飞行员，张振民管领航，柳昆尚负责通信，舒执章管机械。飞机也不是随便挑一架就完事，而是在两架按专机标准改装的苏制里二运输机里，选出条件更好的一架，机号八二零五。维护、试飞，一样没落下。这是毛主席头一回坐人民空军自己的飞机，谁也不敢马虎。 五月三日一早，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武汉飞广州。 飞了四个半小时，中午十二点半在武昌南湖机场落地休息。下午两点半再起飞，又飞三个半小时，到下午六点，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一路平安，没有半点惊险。毛主席在广州待了近一个月，五月三十日又是乘这架八二零五回北京，中途在长沙大托铺机场降落，还畅游湘江。 第二天又飞武汉，到了武汉上空，他还特意透过舷窗看长江大桥桥墩施工。只看这几段行程就知道，所谓“中央一概不让他坐飞机”，压根不是那么回事。 外头传得最邪乎的，还是六月四日那一次。 那天上午，毛主席刚游完长江，下午便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返京。飞到河北衡水附近，前方雷雨云团把路堵住了。里二飞机升限只有五千六百米，碰上那种往上直窜几千米的雷雨云，硬往里扎，等于自己找险。机组赶紧改航向，先绕到天气相对稳一点的沧州方向，再折回北京。 麻烦就出在这四十分钟上。 飞机在云层边缘绕飞时，一度跟地面失去联系，雷达也找不到。西郊机场那边，刘亚楼和等候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直到飞机重新出现在机场上空，大家才算松了一口气。 也正是这四十分钟，后来被越讲越大，讲到最后，像是成了一道分水岭，好像从那以后中央就拍了板，再不让毛主席轻易上飞机。这个说法，听着完整，实则经不起细抠。 那次空中遇险当然是真的，飞机失联也是真的，但从一次险情，直接推到“形成禁令”，中间差着一大截。历史里常有这种事，前半截是真的，后半截是人顺手添上的，添着添着，就像真的一样。 真正把这层窗户纸捅开的，是谢静宜的回忆。 她给毛主席当了十七年机要秘书，有些事，她是贴身看着的。她讲得很直白，毛主席外出多坐专列，极少坐飞机，不是单从个人安危上盘算，更多是从工作上考虑。 毛主席自己也说过，坐火车，主动权在自己手里，想停就停，想走就走。 火车找条支线一靠，下去看看，找当地干部谈谈，顺路察一察地方情形，都方便。飞机快是快，一离地，人就被吊到半空里去了。下面庄稼长得咋样，地方上到底忙不忙，隔着高空，看不真，也摸不着。 毛主席不是不知道坐飞机省时间，他心里有本账。 省下的那点钟头，和沿路能看见的东西比，到底哪个更值，他有自己的判断。专列并不舒服，轰隆轰隆，晃晃荡荡，冬天冷，夏天闷，住久了谁都累。可他偏偏愿意受这份折腾。 谢静宜说过，在北京时，他多半夜里工作，白天只睡几个小时。到了专列上，他反倒让火车白天开，夜里停。图的就是白天能往窗外看，看看民情，看看庄稼长势，看看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模样。说到底，他不是在坐车，他是在路上摸情况。 专列运行本来讲保密，火车过城镇路口时，车速慢，工作人员往往会把窗纱拉上，怕群众认出来，也怕出意外。 毛主席常常不吃这一套。 窗纱拉上，他又顺手拉开，站在窗边往外看。外头的人很快就认出是他，一下子就热闹起来，欢呼的，招手的，追着火车跑的，都有。工作人员急得不行，忙劝他坐下，把窗纱放回去。他却不大乐意，还会把窗纱往金属架里一塞，说，怕什么，这是人民群众。 别人提醒他，总得防着个别坏人。他还是那股脾气，这么多好人在，一个坏人又能翻出多大浪来。 毛主席后来少坐飞机，不是因为他怕，也不是因为谁真能把他死死按住。 空军当年的技术水平摆在那里，复杂天气下风险不小，这是一层。 毛主席更看重专列带来的灵活、贴地，还有那种随时能停下脚步看一眼、问一句的便利，这是更深的一层。 两层叠在一起，才有了后来的出行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