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逝世前几个月，他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经常昏迷。这期间，他在病榻上向华国锋写了四张便条，几乎都是在“盲写”。“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国内问题要注意”。唉，毛主席他老人家忧国忧民，为人民操劳一辈子！毛主席是燃烧自己，照亮人民！ 一九七六年的秋天，风声一直不对。 空气里那股紧绷劲，像一根拉到头的弓弦，谁碰一下，都怕它突然崩开。 周总理走了，朱德元帅也走了，到了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这时候，一句话被人猛地抬了出来，那就是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这话听着硬，可真要细究，就不是那么回事。 毛主席病重那段时间，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从九月初起，常常昏迷，连正常说话都很吃力。真到了这种地步，还能不能留下那种被人包装得四平八稳的“政治遗言”，本身就该打个问号。 更何况，后来华国锋亲口讲明，毛主席根本没有什么“临终嘱咐”，那句被喊得满天飞的话，也不是原话。 事情得往前倒。 四月三十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以后，华国锋去作汇报。那时毛主席说话已经不太清楚，怕人听岔，索性拿起铅笔写在纸上。就这么留下四张小条子，一张写“国内问题要注意”，一张写“慢慢来，不要招急”，一张写“你办事，我放心”，还有一张写“照过去方针办”。 字都不长，可越短越见分量。 那不是摆给外人看的门面话，而是对着华国锋当时汇报的具体问题，一句一句落下来的。 这里头最要紧的，就是“照过去方针办”这七个字。原本说得很实，是谈到干部和人事安排时，毛主席写给华国锋的处理意见。它不是给全党全军发号施令的遗训。可有人偏不肯老老实实照原样说，硬把它改成了“按既定方针办”。 看着只换了三个字，味道却一下变了。 前一句，是就事论事。 后一句，立刻有了大旗子的架势。 再加上一顶“临终嘱咐”的帽子，那分量就更被人为抬高了。这套把戏并不难懂，说白了，就是想借毛主席的名义，为自己手里的那摊事找靠山。 二月二日，“四人帮”已经借中央名义发过文件，说叶剑英不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其实叶帅根本没有病到那份上，这不过是拿个名目伸手夺权。 可文件归文件，威望归威望。 叶剑英在军中的分量，不是谁写张纸就能抹掉的。华国锋那时在中南海，也被折腾得不轻，心里越来越清楚，对方不是小打小闹，是奔着大动作去的。 李先念去见叶剑英。 隔天，叶帅亲自来见华国锋，两个人坐下来长谈，谈的都是硬事情，什么时候动，怎么动，向谁通气，重要新闻机构由谁接手。 走到这一步，很多事其实已经挑明了。 最悬的一下，出在十月初。 十月二日晚上，华国锋把人叫到国务院会议厅东厢房。 事情说得很急，乔冠华已经去了纽约，十月四日要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可他带走的稿子里，偏偏就有“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 华国锋一看就知道不成，明确说，自己查对过毛主席亲笔，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不是那个说法，而且这也根本不是什么临终留下的话，必须删掉。 好在还有时差，补救还来得及。 于是外交部赶紧打电话过去，通知乔冠华改稿。 这边刚摁住，那边又冒了出来。十月四日，“梁效”发表长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气势汹汹，火药味呛人。 熟悉局势的人一看就懂，这不是普通造势，是把刀举到明处了。 华国锋随后把那四张字条拿出来给人看，事情才算彻底亮堂。毛主席去世后，政治局晚上开会，经常吵到大半夜。 那几天的中南海，像一口盖着锅盖的沸锅。 十月六日晚上，电话响了。 华国锋亲自叫人赶到怀仁堂。到了那里才知道，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已经同意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以及他们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他们。 紧接着，任务就分下来了，耿飚和邱巍高立刻去中央广播事业局，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半点差错。 这一步太要命。 广播电视不一样，声音一出去，转眼就是一大片。那时候新闻舆论阵地又长期被“四人帮”紧盯着，谁也不敢说绝不会有人跳出来捣乱。 所以到了广播大楼，先把节目一盘一盘审过去。凡是可能泄露消息的，不能播。凡是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掉。办公室里架起行军床，睡觉不脱衣，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屋子。 直到十月十四日，党中央正式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北京街头那股压了许久的闷气，才算真正吐出来。 回头再看，最让人心里发紧的，还是毛主席留下的那四张条子。 字不多，话很朴素，没有半句虚张声势。可越是这样，越能看出一个老人到了最后，心里惦记的仍旧是局势不能乱，干部不能乱，国家不能乱。 有人想拿几张纸条偷梁换柱，给自己搭戏台，到头来还是没撑住。 真正留下来的，不是那些喊得震天响的假话，而是纸面上那一点点铅笔痕，是病中还在操心国事的那份沉重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