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一生中两次辍学，初中数学考30分，高中没念完就另谋出路，而父亲钱学森却不闻不问随他去，但钱永刚依旧说：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父亲。   钱永刚上初一的时候，老师觉得他数学还不错，就推荐他去参加北京市的数学竞赛，可竞赛的题目，全是初二、初三才会学的内容，他压根没接触过，最后只考了30分。   钱永刚当时也挺委屈，回家就跟父亲抱怨，说题目太难，自己没学过，本以为会挨说，没想到钱学森听完，不光没生气，还笑着跟他说，能这么想就对了，考30分反而是件好事。   钱学森没讲什么大道理，就直白地告诉他，学校里的考试，考的都是你已经学过的东西，可以后走上社会，遇到的事儿全是没学过的，你得学会面对自己不会的东西。就这一句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让钱永刚一下子想通了，也没再因为这30分自卑。   后来还有一次，钱永刚考了4分，是5分制的，老师说他本该考满分，后来他真的考了满分，兴冲冲地跑回家告诉父亲，结果钱学森也只是淡淡一句，4分也挺好，不用非得考满分。   这就是钱学森的方式，不盯着分数，不逼孩子跟别人比，他知道，分数不能代表一切，比起考高分，让孩子学会面对失败、不纠结一时得失，才更重要。   再说说钱永刚的两次辍学，每一次，钱学森都没拦着，可每一次，都藏着他的用心。 第一次辍学，是在1966年，钱永刚18岁，正是该上大学的年纪，可那时候学校都停课了，没学可上，钱永刚就跟父亲说，自己想去当兵。   要知道，钱学森当时已经是国家重要的科学家，被美国海军次长说成“值五个师”，以他的能力，随便托个关系，就能给儿子安排一个轻松、体面的差事，不用去部队遭罪。   可钱学森没这么做，他就问钱永刚，是不是真的想去，钱永刚说是，他就只说了一句，想去就去，好好干。没有多余的叮嘱，没有托人打招呼，就这么让钱永刚跟普通新兵一样，坐闷罐火车去了南方的部队。   到了部队，没人知道他是钱学森的儿子，也没人特殊照顾他，他从最基础的炊事兵做起，每天扛米背水、洗衣做饭，干的全是最琐碎、最辛苦的活儿。有时候遇到委屈，遇到困难，钱永刚也从没跟父亲诉苦，因为他知道，这是自己选的路，父亲相信他能自己扛过去。   在部队一待就是十年，这十年里，钱永刚没机会摸课本，每天都是训练、值班、干杂活，可他没闲着，没事就看书，这也是受钱学森的影响。   钱学森一辈子都爱看书，不管多忙，每天都会抽出时间读书，有时候热得满头大汗，扇着扇子也坚持看，家里到处都是书。钱永刚从小就看着父亲这样，就算在部队，也没放弃读书。   钱永刚的第二次辍学，是在退伍之后，他尝试重新读书，可选的专业自己不感兴趣，学不进去，思来想去，就决定再次辍学，重新规划自己的路。   换做咱们普通父母，肯定会急疯，觉得孩子这么折腾，耽误时间、耽误前途，说不定会逼着孩子硬着头皮学下去。可钱学森还是老样子，没有指责，没有干预，就告诉钱永刚，那就先停一停，想清楚了再走。   很多人都说，钱学森不管儿子，是不负责任，可只有钱永刚自己知道，父亲的“不管”，背后全是无声的影响和支持。   钱学森一辈子过得特别朴素，他姓钱，却一点都不爱钱。他回国之后，一直住在普通的公寓里，54年只搬过一次家，组织上想给他盖一座带院子的小楼，让他能晒晒太阳、散散步，他一再谢绝，说自己的住房条件已经很好了，不能脱离群众。   他的奖金、稿费，能捐的都捐了，去苏联做学术报告，赚的演讲费全部上交，拿到中科院的科学奖金后，就拿去买国家的公债，到期后又全部捐给了科大，用来买教学设备。   他有一个公文包，用得磨破了边角，缝了又缝还在继续用，一把小扇子，修了又修，舍不得换新的。他的妻子蒋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课外辅导学生，从来不收一分钱。   这些事儿，钱学森从来没跟钱永刚说过“你要向我学习”，可他每天都在这么做，钱永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然而然就跟着学。   钱永刚30岁的时候，国家恢复高考，他心里没底，可他还是鼓起勇气，向部队领导申请参加高考，他说，考上了就去读书，考不上就继续当兵。这时候，钱学森也没给儿子任何压力，没辅导他功课，也没说“你必须考上”，就默默支持他。   钱永刚硬着头皮重拾课本，把十年的空白一点点补回来，每天比别人多花几倍的时间学习，最终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那时候他已经34岁，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后来，他继续深造，40岁拿到了硕士学位，再后来，他成为了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致力于传播父亲的科学精神。   钱学森从来没要求钱永刚继承自己的衣钵，没逼他学理科、搞科研，哪怕自己是顶尖科学家，也没把自己的成功模板强加给儿子。   他允许儿子数学考30分，允许儿子辍学，允许儿子走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路，这种包容，让钱永刚没有活在父亲的光环下，而是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