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祁连山寒风刺骨，肖永银和徐向前等四人躲在树林里，敌人的骑兵路过时不停地向树林张望。肖永银捏了一把冷汗："可别暴露了！"不料，拴在树旁的马突然"咴儿咴儿"的叫了起来…… 骑兵队里的马跟着一阵嘶鸣，声音混在一起，敌人没有分辨出来，马蹄声渐渐远去。徐向前长出一口气，低声说了句分散走，延安见。四个人就此各奔东西。 那是1937年3月，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后的第三天。这支两万余人的队伍，是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后组建的，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目的是西进河西走廊，打通与苏联的补给通道。 然而中央的指令一再更改，部队走走停停，马家军有了足够的时间完成围堵。1937年1月，高台失守，第五军军长董振堂率部死守孤城半个月，城破后全军覆没。 此后西路军一路血战，减员惨重，到石窝山会议时，三万人的队伍只剩三千。 3月14日，肃南县石窝山，西路军召开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将残余人员就地分散打游击；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徐向前与陈昌浩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 就是在这个会议之后，肖永银接到了护送任务。彼时肖永银不过二十岁出头，是西路军总指挥部警卫连的排长，身上背着一封写给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的信。 树林里分开之后，肖永银和陈明义两人结伴南行。祁连山的积雪还没化，路上不时能看到同志的遗体，有的埋在雪下，有的就暴露在空地里。 两人不敢停，扒开雪摸了摸，确认不能带走，只能继续走。翻过山区进入腾格里沙漠后，情形更加艰难。白天气温高，两人嘴唇干裂，水壶早就空了。陈明义体力不支，昏迷过去。 肖永银没有坐以待毙，挖开沙层找到湿沙，用布包裹着给陈明义敷在额头和颈部降温，又跟着一只野羊的足迹找到了水源。陈明义醒过来，两人喝了水，继续上路。 这段路走了一百二十多天，两千多里地，数次被敌人的搜查队擦肩而过。 衣服烂成了布条，脚上的血泡破了又结，结了又破。沿途有藏族和汉族百姓悄悄给两人送过食物和旧衣，没有这些素不相识的人，这段路走不完。 抵达甘肃镇原那天，肖永银从衣服里层掏出那封信，纸已经被汗水浸透，边角破损，但字迹还在。刘伯承接过信，眼眶红了。 事实上，刘伯承与肖永银此后的关系远不止于此。解放战争期间，肖永银在刘伯承麾下担任第六纵队十八旅旅长。 1947年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行至汝河时，前有河水，后有几十万国民党追兵。十八旅担任前卫，肖永银率部强渡汝河，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 刘伯承后来提到这一仗，用的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七个字。 1955年，肖永银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从西路军那个护送首长的年轻排长，到解放战争里以一旅之力救全军于险境，肖永银走过的每一步，都是用命换来的。 而那匹在树林里突然嘶叫的青马，那封被汗水浸透的信，那条走了一百二十天的路。那是肖永银军事生涯的起点，也是他此后每一场硬仗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