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去开会，萧克看了他一眼：“配枪不错。”高志远闻言，立马把手枪上交，谁知，下一刻就被抓了起来！ 冀热察挺进军在1940年冲到过高点，军事上有声势，经济上也不差，放在华北敌后，不算一支没分量的队伍。可谁都清楚，这支部队到了1942年2月就被撤销番号，余部全部编入晋察冀军分区。两年多时间，足够把一支看着还挺硬朗的队伍拖得七零八落。问题不在外头，主要还是从内部烂出来的。 这支部队本来就不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它的底子，一块是八路军第四纵队，一块是冀东抗日武装。第四纵队里又分邓华和宋时轮两个支队，冀东抗日武装由高志远率领。党内又设了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员会，五个人，萧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 里头的路数并不一样。 真正把裂口撕开的，是1939年4月那场风波。挺进军成立没多久，高志远提出想带所部2000人回冀东发展队伍。这个数字很扎眼，差不多占了挺进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更要紧的是，这2000人多半都是高志远自己带进挺进军的旧部。这不是单纯调兵，这是要把自己那一摊人重新拉回原来的地盘。高志远这么执拗，也不难懂。他从冀东到平西时答应过部下，要打回老家去。带兵的人，一旦说出去的话落了空，威信就会塌。 萧克没答应，拒绝得很干脆。站在指挥位置上看，这并非全无道理。挺进军刚刚成形，架子还没搭稳，要是一下抽走四分之一兵力，盘子立马就得发飘。可高志远还是坚持。事情本来只是意见不合，偏偏后面又来了线报。萧克得到消息，说高志远这次率部回冀东，还准备同吴佩孚合作，拿吴佩孚接济的军饷扩充队伍。那时候外面又正流传吴佩孚有同日本人合作的可能，这样一来，原本还是组织内部的分歧，立刻就被抬成了政治问题。 军政委员会随即表决。萧克、马辉之、伍晋南赞成处决高志远。 邓华、宋时轮不主张直接杀人，意见是暂缓处理，或者调离。票数是三比二，少数服从多数。到了1939年4月底，高志远以“勾结吴佩孚，企图投敌叛国”的罪名，在山南村被处决。事情办得很快，也很硬。表面看，这是消除了隐患，骨子里，却是把挺进军最敏感的一根筋一下子绷断了。 高志远不是寻常干部，他背后站着的是整支冀东抗联队伍。主将被杀，还是这样的罪名，底下人不可能毫无波澜。更重的后果，还在高层。邓华、宋时轮对这种处理办法都不认同，心里发凉。没过多久，两人先后离开。邓华回晋察冀，担任新成立的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宋时轮则回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短短一年里，高志远被杀，邓华出走，宋时轮离开，挺进军最能撑局面的几个人，一下去了大半。 这时再看冀热察挺进军，番号虽然还在，骨架其实已经发空。真正还能扛事的，只剩萧克和参谋长程世才。其他人不是没有能力，是难以独立带起一个团级编制。外头看着热闹，里头却在漏气。1940年它还能达到军事和经济高峰，更像是最后一股劲往上顶。 到了1942年，八路军实行精兵简政，挺进军被撤销编制，也就不算意外了。 萧克后来的军旅轨迹，也被这段经历压住了一头。挺进军撤编后，他到晋察冀担任副司令员，成为聂帅的副手。位置并不低，可终究不是独当一面。一直到解放后，他都再没有真正掌握一块完整地盘、长期自主经营的机会。1955年授衔，他被授予上将。很多人替他惋惜，可拿履历和条件细细去量，这个结果又不是没来由。 萧克吃亏，先吃在独当一面的时间不够长。他在红军时期担任过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战时期担任过120师副师长，可这两个职务合起来，任职时间不足两年。名头不小，持续性却不够硬。 再往上走的人物，往往都得有长时间自己带队、自己开局面的经历。粟裕、徐向前、陈赓、肖劲光，差不多都是这样走出来的。萧克有资历，可那种长期压住一摊局面的厚度，稍微差了一层。 他还吃亏在没能把人拢住。邓华、宋时轮都不是一般角色。宋时轮在红军时期就是军级干部，邓华后来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更是打出了名堂。四野首任四大兵团司令员含金量极高，邓华能做十五兵团司令员，绝不是靠运气。要是这两位始终在萧克麾下，形成稳定班底，萧克在1955年冲击大将，机会就会大不少。 还有一处硬伤，是根据地没有真正连成一片。 抗战时期，谁能独立开辟并稳住根据地，谁在授衔时就更有分量。冀热察这块地方，始终没能完成连接东北的战略目标。到了1945年，萧克虽又出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可那时我军已经出关，北面有东北根据地，南面有晋察冀根据地，留给他发挥的空间已经不大。 高志远在山南村被处决，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拐了弯。 那件事把挺进军内部本就不结实的接缝全震开了。队伍散了气，骨架塌了半边，萧克后来止步上将，根子早埋在1939年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