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军师长写好投降信准备带全师投敌，21岁政委连夜拍桌：绑了！多年后，这个政委成了开国上将。 1935年的那个冬天，闽东大山里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得人脸生疼，那会儿的日子，真是苦到了骨头缝里。 国民党的大军把苏区围得像个铁桶，一块块切碎了打，红军这边的处境，用“弹尽粮绝”来形容都算客气了，战士们躲在阴冷潮湿的山洞和草丛里，饿得前胸贴后背，受了伤没药治，只能抓把草木灰往伤口上一糊，硬扛，能活过今天吗？没人敢打保票。 就在这么个要命的节骨眼上，独立师的师长冯品泰却起了歪心思，他把自己关在一间漏风的破屋子里，鬼鬼祟祟地写了封信，写完后，他喊来了一个叫黄子清的战士。 冯品泰把信塞给黄子清，压低了嗓门，一脸神秘地说：“你辛苦一趟，去趟霍童镇，把这个亲手交给国民党78师的人，记住喽，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咱俩的身家性命可全在这张纸上了。” 为什么要找黄子清？冯品泰这算盘打得精，黄子清原本是国民党19路军的一个连长，半道上才起义投奔的红军，在冯品泰眼里，这种“半路出家”的人肯定意志不坚定，最好忽悠，也最适合干这种反水的勾当。 黄子清接了信，没多问，点点头就出了门，可出了门，他心里的鼓就开始敲了，这大半夜的，让我去找敌人的部队，还不让别人知道，这师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走到一处没人的山坳，黄子清越想越不对劲，他左右瞅瞅没人，哆哆嗦嗦地把信封给拆开了，借着微弱的光一看，他脑子里顿时“嗡”的一声，血直往头上涌，那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我这里还有110多人枪，请你们派人来接收。” 这哪是信啊，这是拿全师兄弟的命去换他冯品泰一个人的荣华富贵！这是一封彻头彻尾的投降书！ 在那一瞬间，黄子清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只要他把信送到，跟着师长投敌，凭他的资历，高官厚禄或许不敢说，保条命肯定没问题，但他要是回头，那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国民党死磕。 黄子清没犹豫太久，他把信揣进怀里，调转方向，撒开腿就往回跑，他没去找别人，直接冲到了特派员那里，把信往桌子上重重一拍，气喘吁吁地吼道：“师长要反水！这是他让我送给国民党的降书！” 这消息就像个炸雷，当晚就炸到了叶飞的耳朵里。 那年的叶飞才二十一岁，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的，看着还是个书生气十足的年轻人，但你别看他年纪小，那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主心骨。 看完那封信，叶飞既没慌张，也没大喊大叫，只是把信往桌上一按，脸色铁青，连夜把几个核心干部全叫到了跟前。 那时候也有人犯嘀咕，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再调查调查？万一是个误会，毕竟他是师长……” 叶飞一听这话，把桌子一拍，声音虽然不大，却透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狠劲：“调查？等他带着国民党摸上山头，把枪口顶在咱们脑门上，咱们还有说话的机会吗？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绑了！” 夜色深沉，几个身手矫健的战士悄悄摸到了冯品泰的住处，随着一声令下，门被撞开，战士们一拥而上。冯品泰还在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呢，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摁在了地上，战士们在他枕头底下，又搜出了一封还没来得及发出去的密信，这下算是人赃并获。 刚才还觉得自己神不知鬼不觉的冯大将师长，一看证据确凿，整个人立马瘫了，像霜打的茄子一样，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哪还有半点师长的威风，嘴里翻来覆去就是那一套：“饶了我吧，我只是一时糊涂，给我个机会……” 见求饶没用，他又开始摆老资格，扯着嗓子喊自己是红七军团的老营长，流过血，负过伤，论资历比叶飞这帮小年轻深多了，想用“老革命”的身份压人。 叶飞根本不吃这一套，让人把他押到寿宁山区，交给特委进行公开审判，面对跪在地上的叛徒，叶飞冷冷地看着他，说出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记了一辈子的话：“你不是在求我饶命，你是在求那些被你出卖的红军战士饶命，是在求红军这支队伍饶命。这个请求，我没法答应。” 山谷里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响，冯品泰倒下了，这场足以让闽东红军全军覆没的巨大危机，就这样被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政委和一个“半路回头”的送信战士，硬生生地掐死在了摇篮里。 这事传开后，队伍不仅没乱，反而更团结了，上千名战士心里都憋着一股火，他们看清了什么是软骨头，什么是把战友当筹码的无耻行径。 这支队伍在绝境里硬是咬牙扛了三年的游击战争，后来成了新四军的重要力量，打鬼子、打国民党反动派，打出了赫赫威名。 而当年那个拍板抓人的瘦小伙子叶飞，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1955年，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 至于那个送信的黄子清，后来的史料里再难找到关于他的详细记载。有人说他在后来的战斗中牺牲了，也有人说他解甲归田回了老家，但他当年的那个决定，无疑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如果1935年的那个寒冷夜晚，他在那个无人的山坳里没有拆开那封信，或者拆开后选择了继续往前走，那么闽东红军的历史，恐怕真的得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