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5岁女知青抱着4岁儿子回京，母亲气得半死，怒骂她未婚先孕，不知羞耻。谁料，当她得知孩子的身世后，却立马变脸，抱起孩子打算自己来养。
 
那是1976年的盛夏，北京胡同里的槐树叶子被晒得打蔫，邵红梅抱着孩子，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一步步挪到自家院门前。
 
推开院门时，正在择菜的母亲抬头看见她，眼神瞬间僵住，看到她怀里的孩子，手里的菜篮子“哐当”掉在地上。
 
“你还有脸回来！”母亲冲上前，指着邵红梅的鼻子破口大骂，街坊邻居闻声都围了过来，窃窃私语的声音像针一样扎在邵红梅心上。
 
她紧紧抱着孩子，嘴唇抿得发白，却始终没松开怀里的小家伙，孩子被吓得直哭，小手紧紧抓着她的衣角。
 
这个孩子叫安安，并不是邵红梅的亲生儿子，1969年，18岁的邵红梅响应国家号召，下乡到了陕西延川的一个小山村，刚到村里时，她水土不服，又恰逢村里遭遇旱灾，颗粒无收，一度陷入绝境。
 
是村里的青年李建国和他的妻子张桂芬救了她，李建国夫妻俩为人老实淳朴，见邵红梅一个城里姑娘可怜，就把她接到家里，拿出自家仅有的粮食给她吃，张桂芬还手把手教她干农活、缝衣服。
 
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夫妻俩待她如亲妹妹，邵红梅也把他们当成了亲人。
 
1972年，张桂芬生下儿子安安后，身体一直不好，1975年冬天，村里突发流感，张桂芬病情加重，临终前，她拉着邵红梅的手，恳求她帮忙照顾安安，邵红梅含泪答应，发誓一定会把安安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
 
屋漏偏逢连夜雨，1976年春天，李建国在修建村里的灌溉水渠时，不幸被掉落的石头砸中，抢救无效去世。此时恰逢知青返城政策落实，邵红梅看着年幼的安安，毅然决定带着他一起回京，哪怕要面对家人的指责和街坊的流言。
 
母亲骂够了，邵红梅才从布包里掏出村委会开具的证明，还有李建国夫妇的烈士证书，一点点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母亲拿着证书的手不停发抖，脸上的怒气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愧疚和心疼，她伸手摸了摸安安的头，红着眼眶把孩子抱了过去。
 
“是妈错怪你了。”母亲叹了口气，“这孩子可怜，以后我来帮你带，你安心找份工作。”
 
邵红梅看着母亲怀里的安安，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后来，邵红梅进了北京一家服装厂当工人，每天起早贪黑赚钱，母亲则在家照顾安安，一家人虽不富裕，却十分和睦。
 
安安长大后，也一直把邵红梅当成亲生母亲，把姥姥当成亲人，常常陪着她们说话、干活，后来还考上了大学，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着邵红梅的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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