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的六个人，有五个人能看出来是谁，唯一一个与毛主席谈话的那个人，因为被朱总司令遮住了大半个脸而看不出来，我猜是刘伯承，估计也有猜是彭大将军的。友友们猜猜看？ 照片里最扎眼的，常不是站在正中的人，偏是那个被挡住大半张脸、让人猜来猜去的人。 据官方资料说他是—罗荣桓。 罗荣桓一九零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在湖南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 小时候爱读书，爱得入神。有一次独自坐在池塘边看书，看得忘了神，一头栽进池塘，浑身湿透。家里人笑他是“书呆子”，他也不争，照旧埋头读。小学时，他就以勤学好思出了名。 一九一九年夏，他到长沙协均中学读书，受柳直荀影响，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一九二六年秋，从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后，他回乡组织农民协会，同土豪劣绅斗争。一九二七年四月进入武昌中山大学，同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从那时起，这条路他就走定了。 战争年代，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到红军发展壮大，再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以及全国解放，都有他的功劳。毛主席评价他“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这话不花，却很重。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可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被战争拖垮了。长期负伤积病，一九四六年还做过手术，切除了长有肿瘤的部分肾脏。一九五零年四月，党中央又决定由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负责筹建总干部管理部。几副担子一齐压下来，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身体虚弱时，开完一个会，常常要靠在沙发上歇很久。 毛主席看着着急。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日，在他提交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劝他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批阅文件，不然身体很难持久。罗荣桓很感动，可手里的事并没有放下。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他实在撑得太吃力，给党中央写信，请求解除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怕再拖下去给党添麻烦。后来，党中央同意，由谭政接任。职务卸下一些，他还是拖着病体到湖南、广东、福建等地视察调研。 医生劝他讲究养生，他却说，养生当然重要，可对革命者来说，养生不是人生目的，争取长寿，是为了在革命事业上给后代多做一点成果。一九六一年，医生又建议他较长时间离开工作岗位，完全休息。他还是不肯，说病既然是长期的，就该长期对待，长时期一点事情不做，日子怎么过。他常说，“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对自己这样，对家里人更不松。大女儿罗玉英早年留在湖南老家。新中国成立后，她受旧观念影响，觉得父亲当了大官，自己可以进京享福，于是在一九四九年底给父亲写信。 罗荣桓回信很直，说你爸爸二十余年是在为人民服务，不是在做官，更没财可发，除国家规定待遇外，一无私有。后来罗玉英因身体原因不能继续学业，准备参加工作，他支持，却没有给女儿在城里谋个轻省职位，而是让她到郊区农场锻炼。她在农场和大家一起劳动、生活、学习，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次子罗东进生于一九三九年。那时罗荣桓正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从山西向山东挺进，战事紧，只能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直到抗日形势好转，罗东进五岁时才接回身边。 有一次，罗东进捡了个破损的日军防毒面具，戴着跑上街，把老乡家的孩子都吓哭了。罗荣桓知道后，批评得很严厉，说孩子连路都不会走时，是老乡用高粱煎饼养大的，刚回来就忘本，还懂不懂群众纪律。这件事让罗东进记了一辈子。 兄妹俩上小学时，因为学校离家远，平时住校，星期六才坐公共汽车回家。 有一回放学晚了，家里派车把他们接了回来。罗荣桓知道后，把全家叫到一起，说汽车是组织上给他工作用的，不是拿来接送孩子上学的。还有一回，兄妹俩没赶上公共汽车，只能一路走回家，进门时满头大汗，一身尘土。 罗荣桓问清缘由，反倒高兴，夸他们做得对，年轻人就该不怕苦，不怕累。 一九五九年，罗东进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导弹工程。 临行前，罗荣桓叮嘱儿子，希望他接受正规的军事科学技术教育，在政治上更快进步，将来为国防建设做一点贡献，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不是出去当官摆威风。 他还写下几句话让儿子带在身边：学习专业与学习政治相结合；紧密联系同学，互相协作；警戒孤僻自大，也不要自卑无信心；遵守军事纪律，养成大无畏精神。后来得知罗东进第一学期电工课成绩不理想，他又写信追问，是不是分散了精力，是不是有空头政治的倾向。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罗荣桓病逝于北京。 弥留之际，他拉着妻子林月琴的手，交代分给自己的房子不要再住，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留给孩子的话也硬，说自己一生选择革命道路，这一步走对了；没有遗产可留，只留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十九日，毛主席亲自参加追悼会，随后写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到了这一步再回头看，会明白罗荣桓最让人服气的，不只是战功和职位，更是他一辈子都没把自己放到特殊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