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李克农外出散步，一个戴草帽的老农朝他扔了一个纸团，直到他弯腰捡起纸团才离开，李克农打开一看，脸色大变:“日本特务要刺杀白总长，务请转告他切切不可大意!” 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气息已经不对了。上海那边打得厉害，淞沪抗战一开，枪炮声一阵紧过一阵，蒋军顶得艰难，上海眼看要丢。城里各路机关忙着撤，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也转到南京，带队的人是李克农。南京是首都，也是日军死盯的目标，满城都在修工事，街上脚步发急，风里都像裹着灰。 办事处到了南京，也没空喘气，照旧忙着配合抗战事务。 李克农做地下工作多年，眼睛很毒，什么地方不对，他往往比旁人先看出来。有一回，他和叶剑英去南京城西看防空高射炮阵地，回来路上，碰见一个穿得破旧的老头。 那人像是认得李克农，故意挨过来，把一个纸团丢在地上，又抬眼看了他一下，这才慢悠悠走开。 这个动作太扎眼了。 李克农没急着弯腰，先扫了一圈四周，等那老头走远，见没人盯住自己，这才把纸团拾起来。 上了车，纸团一打开，里头只有两行铅笔字：“日本特务要刺杀白总长，务请转告，不可大意。”字不多，寒气倒是一下子上来了。 李克农回到办事处，立刻把同志叫来商量。 送信的人是谁，得想。情报靠不靠谱，也得掂量。那时虽有国共合作的名义，八路军办事处也有公开身份，可蒋氏集团对八路军的防备并没松过。办事处周围常年布着特务，卖烟的，挑担的，蹲路边闲看的，模样各不相同，眼神却差不多，都是盯梢的。谁进门，谁出门，后头常有尾巴吊着。李克农对那个老头认得自己，并不意外。 大家合计后，还是决定信这份情报。就算送信的人底细一时摸不透，也不能拿白崇禧的命去冒险。纸条里说的“白总长”，就是时任蒋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这个人是桂系三巨头之一，脑子快，盘算深，外头一直有个“小诸葛”的名头。淞沪会战打得最凶的时候，他常往前线跑，冒着炮火督战。像他这样的高层人物，日本人惦记上，一点不奇怪。 难处很快摆在眼前。消息该怎么送过去。八路军办事处若直接出面，未必能起好作用。白崇禧跟我方关系并不亲近，蒋氏集团内部对八路军又极敏感，真把话硬递过去，对方没准还会犯嘀咕。事情做到这一步，最见功夫的不是发现危险，而是怎么让该听见的人真正听进去。 李克农手里恰好有一条线。白崇禧身边有个机要秘书，名叫谢和庚。 此人是广西人，和白崇禧同乡，父辈之间本就有旧交。谢和庚年轻时便秘密参加组织，投身抗日救亡，后来还进过吉鸿昌的抗日部队。再后来，他受命潜入白崇禧身边。白崇禧知道他是世侄，又觉得这个年轻人有本事，便把他放在机要位置上，当作心腹使用。 于是，这份情报没有经过正门，而是从谢和庚手里，稳稳送到了白崇禧耳边。李克农还顺着往下多看了一层。白崇禧在南京有两处住所，一处在逸仙桥附近的雍园九号，一处在清凉山一号，轮流居住。照原本安排，这两处地方该由南京宪兵司令部派人守卫。李克农却特意转话，不要轻信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 这不是空口猜疑。谷正伦与日本女特务南云造子有暧昧关系，宪兵系统里恃宠骄横、军纪败坏的人也不少，被日军暗中收买，并非稀罕事。若还把贴身警卫全交给宪兵，等于把门闩往外推了一把。白崇禧听懂了，没有把性命全押在宪兵身上，而是改从桂系嫡系部队里挑可靠官兵做卫队。 后来的事，证明这一步太要紧了。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夜里，日本特务真的动手了。七八个人趁黑摸到白崇禧位于清凉山的别墅外，准备翻墙潜入。偏偏院里的狗先闻出了动静，突然狂吠起来，卫兵闻声而出，双方很快打成一团。刺客一看行踪暴露，不敢久留，只得仓皇逃窜。 更险的是，白崇禧那天夜里本来就在别墅里，只是进门后不久，又从后门悄悄转去了附近的净觉寺。也正因如此，他几乎是亲眼看着日本特务扑了个空。到这时候，那张纸条上的提醒，就不再是模糊风声，而是硬生生把一场杀机提前拦住了。白崇禧心里自然清楚，自己的行踪早就落进了日本特务眼里。没有李克农事先递这道信，后果很难说。 事情过去后，李克农还在追查那个老头的身份。后来终于摸清，此人名叫覃瑞义，广西人。早年他参加过邓政委、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与组织失去联系，辗转流落上海。后来为了谋生，他在巡捕房做线人，顶头上司是杨登赢探长。杨登赢对我军颇有好感，覃瑞义也因此多次暗中和上海特科合作，就是在那时认识了李克农。 后来杨登赢调往南京，覃瑞义也跟着到了南京，继续做情报线人。一天，他从替日军效力的黑帮头子口中得知，日本特务准备暗杀白崇禧。事情太急，他自己又够不上白崇禧，只能转着弯去找李克农。覃瑞义心里认得很清，只要是真抗日的人，就不会坐看白崇禧被日本人下黑手。于是，南京街头才有了那一下看似随手、其实压着分量的丢纸团。 南京街头照旧人来人往，谁也不知道，一个衣衫破旧的老头，一团卷得发皱的纸，已经在无声无息之间，把白崇禧从鬼门关前扯回来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