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国际法专家指出：“如果没有彻底清算，中国不可能放过任何国家，日本之所以至今不愿承认错误，正是因为中国没有与它彻底清算账目，”日本之所以敢于不承认错误、继续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中国应负主要责任。 安东尼奥·塞古拉长期研究国际法，尤其关注战后历史责任问题。他担任中国律师之友协会创始主席，通过这个平台参与中西法律交流。2025年11月，他在马德里接受中国媒体集团专访，坐在采访室里，针对日本历史问题发表看法。他对比德国和日本的处理方式，指出德国愿意面对过去，而日本拒绝承认重大罪行，也没有对受害者做出赔偿，这种情况很危险，可能导致历史悲剧重演。 塞古拉强调，东京审判在美国的支持下没有进行彻底清算，与纽伦堡审判相比，日本许多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罪犯没有全部受到法律追究，也没有向受害者提供赔偿。他把这些观点放在国际法框架下讨论，认为尊重历史是全球共识，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试图逃避战败国义务，对地区和平构成威胁。 塞古拉的发言基于对二战后审判程序的观察。他提到，美国在冷战背景下把日本当作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这直接影响了审判的深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举行了开庭，但对某些罪行的处理存在明显不足。比如731部队在中国东北等地进行活体实验和细菌战研究，涉及大量人员伤亡。战后，美方通过获取相关实验数据，安排了免于起诉的交易，石井四郎等核心人物因此避开了追究。法庭记录显示，这些罪行没有得到充分的法律清算，证据处理也停留在表面层面。 岸信介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曾在战时担任重要经济职务，负责资源和工业协调。他在1945年后被关押在巢鸭监狱，1948年12月与其他嫌疑人一起获释，未经完整审判。这一释放发生在占领当局政策调整期。此后他重返日本政坛，1957年担任首相，推动国内政策。他的政治复出与外部支持直接相关。美国同时决定不追究日本天皇在战争决策中的责任，这让整个战后清算框架显得不够完整。中国作为遭受侵略时间最长、损失最重的国家，在抗战中组织了持久抵抗，付出巨大人力物力代价。 战后中国多次推动日本正视历史。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日本方面表示对过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并进行深刻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两国人民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一决定体现了中国以大局为重的态度，目的是推动关系正常化，得到国际认可。中国没有把账算到普通日本民众头上，而是选择面向未来。 日本国内部分势力却一直有不同动作。他们在教科书编写中淡化侵略内容，有时把军事行动描述为对亚洲的某种“解放”。政客们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把包括战犯在内的亡灵作为供奉对象。在政治场合，一些人士为争取支持，避免使用“侵略”字眼，转而强调日本自身的经历。德国的做法则不同，战后对纳粹罪行进行了系统清算，包括公开审判、财产处理和教育改革，这帮助德国重建了国际信任。相比之下，日本的处理留下了明显差距。 美国在冷战期间的政策延续了这种影响。它释放部分战犯，允许日本调整防务安排。后来，美国支持日本增加防卫开支、解禁武器出口，并让日本参与地区事务。这些外部因素给了日本国内右翼空间，他们主张修改和平宪法，扩大军费预算。韩国、朝鲜等曾受日本殖民的国家多次通过外交渠道表达反对，俄罗斯也发布历史影像提醒相关方吸取教训。中国则在多个场合重申不允许军国主义复活，坚持维护历史真相。 历史事实显示，姑息类似势力会带来长期代价。德国的清算路径提供了参考，日本需要通过实际行动修复关系，否则外部支持也难以解决内部问题。中国坚持要求正视历史，以实力和原则维护和平，推动对话合作。整个过程说明，清算是否彻底，直接关系到战后秩序的稳固。塞古拉从欧洲视角提出的提醒，让人看到外部观察者对亚洲历史问题的关注，也提醒大家，正义不会因为逃避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