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投降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有多大，可以毫无夸张的说，影响极大极坏，比损失几百万军队还大。 1938年12月汪精卫从重庆出逃，先飞昆明再到河内，29日发表声明主张中日谈判停战。全面抗战初期，当时正面战场虽然节节后退，但国民党内部的气节底线还在。 军长以上手握实权的将领主动投敌的案例屈指可数，大多数官兵就算作战失利，也很少有人愿意背上汉奸骂名。国人心里都有杆秤，知道当叛徒是遗臭万年的事，谁也不敢轻易跨这一步。 可汪精卫作为副总裁、名义上的二把手，他的公开背叛等于给所有动摇分子发了一张遮羞布，把投敌包装成所谓曲线救国，让那些本来摇摆的地方军阀和军官彻底卸下道德包袱。过去不敢降不愿降的人，看到堂堂副总裁都这么干了，就纷纷跟风效仿。 投敌从丢人的丑事，变成有人带头看似合理的选择，一股逆流迅速在国民党军队里蔓延开来。这不光是人数问题，更是把整个抗战的精神防线给冲垮了。 消息传开后，国民党内部波动明显加剧。1939年汪精卫在上海跟日方谈妥，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这一政权一建，伪军数量就急剧膨胀。抗战刚开始时全国伪军才七八万人，大多是地方杂牌和伪政权武装。 可汪精卫这一带头，短短几年伪军就翻倍增长，到抗战后期达到上百万规模，甚至超过侵华日军总数。这些伪军里超过六成直接来自原国民党阵营，其中少将以上高级将领近百人，二十多位国民党中央委员也跟着附逆。 像1942年4月孙良诚在鲁西率第三十九集团军主力投敌，包括第六十九军等成建制部队；1943年庞炳勋和孙殿英在河北太行山被困后联名通电倒戈；吴化文同年在山东率新编第四师约四万人投过去。 这些人多出身地方军阀，本来就跟中央有隔阂，汪精卫的投降给了他们保存实力割据自保的借口。他们打着和平旗号，转头配合日军对敌后抗日区域搞清乡扫荡，把枪口对准坚持抵抗的同胞。 原本用来打日寇的兵力，现在反过来成了侵略者的帮凶，不仅分散了正面战场的注意力，还让敌后战场承受日伪双重压力，无数抗日力量因此遭受更大损失。整个抗战难度一下子被成倍放大，这比单纯损失几百万军队还要坏，因为它直接打乱了全国抵抗布局。 伪军规模膨胀的直接后果，就是日军能把更多精力腾出来干别的，而伪军承担了大量治安维持和围剿任务。1942年到1943年间，伪军参与扫荡的次数大幅增加。在华北和华中，日伪联合行动让抗日根据地补给线被切断，人员流动陷入困境。 汪精卫政权下设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陆续收编李长江部为伪第一集团军，后改第五集团军，主要驻苏中地区。1941年苏浙行动委员会参谋长杨仲华投敌后，任苏皖边区绥靖总司令，辖几个暂编师。 这些部队在绥靖公署指挥下，频繁搞治安任务，进一步扩大了伪军控制范围。西北军系统投敌人数最多，高达46人，占投敌将领近一半；东北军其次11人。 像张岚峰部队扩充到九万多人，多次配合日军进攻；冀东保安队在日军强化治安运动中充当主力向抗日区域推进。这些行动让原本就艰苦的敌后抵抗变得更加被动，全国抗战一度陷入低谷。汪精卫以高位背叛，把叛国行为公开化合法化，等于把投敌逆流推向高潮。 重庆后方军官收到消息后，部分部队部署调整，资源重新分配，前线士气也受到持续冲击。后方民众看到高层人物率部倒戈，对抵抗前途的怀疑越来越重。这种人心层面的动摇，比战场伤亡更难修复，直接放大了整个抗战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