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一男人伸出手抚着女人高耸的肩膀，随后贴在耳边低声说了句话。话音刚落，女人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女人叫余婉君，而那句话的内容，外人至今没有人说得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从那一刻起，她已经不再是王亚樵的盟友，而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亚樵死在1936年10月20日的梧州夜里，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但要讲清楚他怎么走到这一步，得从更早的地方说起。 1923年，王亚樵在上海滩还只是个有几分江湖气的安徽人，但那一年他做了一件事，让整个上海都知道了他的名字。 当时浙江督军卢永祥与江苏督军齐燮元之间矛盾激化，卢永祥视齐燮元在上海的心腹、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为眼中钉。卢永祥通过中间人找到王亚樵，开出价码，请他除掉徐国梁。 11月10日下午，王亚樵派手下郑益庵等人守在大世界附近，待徐国梁泡完澡出门准备上车的当口，枪手冲出，双枪齐发，徐国梁当场毙命。 这一枪，打出了王亚樵此后十余年的名声，也打开了他与戴笠、胡宗南之间那段日后说来叫人唏嘘的缘分。 正是在卢永祥委任王亚樵为浙江游击纵队司令、驻扎湖州练兵期间，年轻的戴笠在王亚樵手下当过中队长，两人还结拜过兄弟。 1931年，王亚樵接受了胡汉民家属的委托，筹谋刺杀蒋介石。正面动手难度太大，王亚樵决定先打蒋介石的左膀右臂，财政部长宋子文。7月22日夜，王亚樵在上海北站布下二十余人的阵势，守株待兔。 宋子文与秘书唐腴胪同车赴沪，两人当晚均着白色西装，身形年龄相近，前后相随，难以分辨。枪手陈成仓促出手，竟将唐腴胪击毙，宋子文就此逃过一劫。 这一枪没打中目标，却让南京当局大为震怒，随即开出百万大洋悬赏王亚樵的人头，这个数字，比当时对林彪、徐海东等人的悬赏整整高出十倍。王亚樵被迫离沪出逃香港。 就在这段颠沛流离的岁月里，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军大举进攻，十九路军浴血抵抗月余，终因后援断绝而撤退。 日本军政要员随后决定在4月29日天长节于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大会，公然羞辱中国。国民政府方面秘密策划破坏行动，找到王亚樵商议，但日方明令禁止中国人入场，行动一度陷入僵局。 王亚樵建议，请流亡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出面。经由内务总长安昌浩牵线，临时政府警务部长金九决定承担此任。 金九选定了24岁的朝鲜青年尹奉吉，尹奉吉日语流利，曾在虹口一带卖过菜，脸生不起疑。行动方以4万元经费支持，并特制了伪装成军用水壶和饭盒的烈性手雷。 4月29日上午，尹奉吉西装笔挺，肩挎"水壶"，手提"饭盒"，凭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和镇定的神情，顺利通过了警卫盘查。 11时40分，全场高唱日本国歌之际，尹奉吉奋力将水壶炸弹掷向检阅台正中。 爆炸过后，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重伤，后于5月26日不治身亡；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只眼；陆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失去一脚。 一颗炸弹，废掉了日军驻沪几乎全部高级军官。 尹奉吉当场被捕，同年12月19日在日本金泽被枪决，年仅24岁。而王亚樵与此案的关联，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通过金九的回忆录逐渐浮出水面。 转回1936年。这一年，戴笠已是军统的实际掌舵人，王亚樵则仍在蒋介石的通缉名单上东躲西藏，最终辗转藏身广西梧州。 戴笠几次出手，都扑了个空。 硬的软的都没用，戴笠把目光投向了余婉君。余婉君的丈夫余立奎是王亚樵的得力部下，被军统抓在手里。 军统一边放话说余立奎在狱中快撑不住了，一边又在余婉君耳边散布王亚樵与余立奎之妻有私情的谣言。一个担惊受怕、进退两难的女人，就这样被一点一点说动了。 余婉君以生活无着为由，写信给王亚樵，请求当面相见。王亚樵的部下隐约觉得不对，劝他别去。但王亚樵认定，兄弟落难，照顾其家小是本分，执意赴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