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严打，朱德的孙子因为触犯法律在天津被处以极刑。康克清很气愤。天津市委把判决书递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没批，并指示把报告交给康克清让她自己决定。 一九八三年的天津，空气里像绷着一根看不见的弦。 街上人来人往，嘴里说的却多半是同一件事，严打来了，案子办得快，判得也狠。 偏偏就在这时候，被推到人群正中央的，竟是朱德的孙子朱国华。 名字一出来，城里立刻起了波澜。 有人盯着他的出身看，有人盯着他的下场看，还有人忍不住犯嘀咕，一个出身这么显眼的年轻人，怎么会一步一步走到刑场上去。 这事不能只看热闹，得先把案情摆正。 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七日公开信里的说法，朱国华等人自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纠结成伙，以请客吃饭、游泳、滑旱冰、办家庭舞会这些名目，诱骗、强奸、猥亵、侮辱多名年轻女性。 单是朱国华一人，就被认定暴力强奸八人，强奸未遂四人，玩弄摧残七人，猥亵六人，共残害妇女二十五人。 这样的数字摆出来，已经不需要再添油加醋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早不是谁家孩子学坏了那么简单，而是结结实实的重罪。 可朱国华刚进单位时，看上去并不扎眼。 陈光中的回忆里写得很细，一九八零年夏天，他从工农兵大学毕业，分到天津铁路分局电子计算所。 人瘦，个头一米七上下，衣着平常，模样普通，说话也不冲。 单位里的人都知道他的身份，表面不提，心里有数。 真要说起来，最初那阵子，他甚至还显得挺随和，爱帮忙，爱凑热闹，也爱出主意。 谁家花养死了，他会张罗着再弄一盆；谁碰上点琐碎麻烦，他总想插手。 会游泳，会跳舞，会木工活，还会裁衣服，跟人们印象里那种只会摆架子的高干子弟，多少有点不一样。 可毛病也早早露了头。 这个人爱吹，爱显摆，嘴上说得热闹，手上未必真有本事。 有一回院里停着辆军用挎斗摩托，几个年轻人一撺掇，他立刻上去逞能，结果刚起步就冲进花坛，车卡在灌木丛里退不出来，闹了个满脸通红。 车主本来火冒三丈，一听是朱德的孙子，气也只好往肚里咽。 小事归小事，味道却不对了。 人一旦习惯了犯错有人兜着，心里那道坎就会越来越松。 他在单位里，起初还能装出几分认真，日子一长，吊儿郎当的劲儿就全露出来了。 迟到早退是常事，天一热，更会打算盘。 上午来办公室晃一圈，中午饭一吃，钻进机房睡觉，图的就是里面有空调凉快，后半天再提前溜。 组长找他谈话，让他有事请假，好歹说个由头。 他嘴上答应得挺快，态度也不算顶撞，可毛病一点没改。 最离谱的一回，整整半个月不见人影，回来还想拿一句回四川老家了搪塞过去。 说到底，朱国华的问题，不只是他自己往歪路上走，也在于周围人总把他当回事，又不肯真下手管。 陈光中后来写过一句很重的话，说那些捧他、抬他、娇他、惯他的人，其实是在害他。 一个年轻人没吃过硬亏，又总有人在旁边递梯子、撑场面，久而久之，就真会把自己当成个能翻云覆雨的人。 胆子一肥，边界也就没了。 今天敢迟到，明天敢撒谎，后天就可能把别人的尊严和命运也不当回事。 偏偏在出事前，他还一度像是要收心了。 开始和同事聊装修房子、打家具， 也说自己有了对象，是北京一家军队医院的护士，已经谈到婚嫁那一步。 连那辆轰隆乱响的军挎都不骑了，换了辆新自行车。 那时候自行车还是紧俏货，不是谁想买就能买。 谁能想到，表面像是往回收，暗地里的那摊事，早已经烂透了。 一九八二年十月三十日，星期六，中午时分，他在宁园畅观楼吃饭，饭还没吃完，就被警察带走了。 事情来得很猛，连自行车都还放在单位门口，过了几天，才由单位领导搬回办公室。 再过十一个月，人们再看见他，已经不是那个爱吹几句牛、爱显几分摆的年轻人，而是被反绑双手押在刑车上的死刑犯。 那天是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十点二十多分，二十多辆刑车缓缓驶过中山路，朱国华站在第十七辆卡车前端，穿一件旧灰衬衣，头发垂下来，遮住半张脸。 二十五岁的命，就停在了那一天。 后来围着这案子，传闻一直不少。 有人说，他被捕后原本只想按劳教处理，后来有人想保，拖来拖去，拖进了严打，反倒把命拖没了。 也有人说，第一次处决名单里并没有他，后来社会反响太大，他才被列进第二批。 陈光中对这些话并没有一口咬死，只写了两个字，据说。 旧事最怕添枝加叶，越传越邪乎，到头来，热闹盖过了事实。 朱国华这件事之所以一直有人提，不光因为他姓朱，还因为这案子把几样东西一下摊开了。 人作恶，是一层。 身份带来的纵容，是一层。 单位管理的松垮，是一层。 时代气候的凌厉，又是一层。 几股力缠在一块，最后拧出个极惨烈的结果。 那张一寸黑白证件照后来一直被夹在旧日记里。 可他的年岁，就那样硬生生停在二十五，再也往前走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