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旗！”林伯渠并未意识到这句话犯了个错误，旁边的工作人员提醒他说：少了一个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那声宣告落下来，广场上三十万人一下子沸了。 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礼炮响，口号起，很多人后来回忆这一天，记住的多半是红旗升空、万众欢呼。 真把这场典礼拆开看，最耐人咂摸的，反倒不全是那些最响亮的瞬间，而是几处小磕绊、小慌乱，还有一群人在背后死死托着。新中国不是轻飘飘升起来的，是靠人撑起来的。 那天的主持人是林伯渠。这个安排很重。 他追随孙中山，一九零五年就踏上革命路，参加过同盟会，也是最早一批中共党员之一，还经历过南昌起义。偏偏轮到宣布升旗时，他说成了“请毛主席升旗”。旁边工作人员赶紧低声提醒，少了一个“国”字。 林伯渠立刻改口，重新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 这件事不大，却很见真章。升旗和升国旗，只差一个字，意味却不同。前者是动作，后者是国家仪式，是一个新政权把自己的象征树起来。林伯渠会滑掉这个字，不奇怪。他那时已经六十三岁，一九四九年一月奉命离开生活了十四年的陕甘宁边区，到西柏坡参与筹备新政协和新政府事务，忙起来一连二十多个小时不休息。 人绷得太久，嘴边打个滑，反倒更像真实现场。 五星红旗也不是一下子就定下来的。新中国要成立，国旗、国徽、国歌都得从头确定。七月九日，周恩来收到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要求写得很细，国旗要有中国特征，也要有政权特征，样式为长方形，长宽按三比二，以红色为主，截止日期定在八月下旬。启事经审阅同意后，刊登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十三个城市的报纸上。到八月二十日，国旗来稿达到一千九百二十件，图案二千九百九十二幅。 经过筛选，只剩十七幅作品。最后定下来的，是第三十二号方案，毛主席也参与了最后审定。设计者曾联松并非专业画家，而是一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兼做经济新闻报道的经济工作者。他设计时想得很明白，一颗大五角星在前，四颗小星围拢，大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小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后来新华社说明过图案含义，曾联松也收到了寄来的信件和五百元稿费。 旗定下来，还得把它稳稳升起来。修建国旗杆的任务交给北平建设局，具体负责的是林治远。按最初要求，旗杆高度要和天安门城楼相当，测出来是三十五米。搁在一九四九年，这真把人卡住了。林治远在北京城里找遍了，也没有合适钢管，最后只能从自来水公司找来四根直径不同的水管，一节套一节焊起来。全拼上，也只有二十二点五米。没办法，只能上报，工程指挥部研究后定下，旗杆高度改为二十二点五米。 更麻烦的还在后头。 有人提出，升旗最好自动完成，还要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控制开关。自动升旗不只是把旗送上去，还得和国歌时间掐准，曲终旗到顶。当时几乎没人懂这套技术，林治远便和梁昌寿一起琢磨，设计出简易机械装置，又从旗杆下拉导线，穿过长安街，跨过金水河，把线路接到城楼按钮。九月三十日下午验收时，设备试了多次都正常。 谁知领导刚走，最后一次试验偏偏出故障，马达停不下来，国旗被绞到杆顶。脚手架已经拆掉，只能临时找来三节木质摇梯，又让工人从云梯顶端往上爬，这才把旗子取下来。那一夜，现场人员来回折腾，直到十月一日凌晨四时，故障才彻底排除。 聂荣臻得知情况后，立刻要求再备一套人工升旗方案。 电动装置一旦出问题，马上改成人力，不能让典礼僵在那里。张致祥照着部署，安排两名战士守在国旗下，一是护旗，二是设备失灵时，两分钟内必须把国旗升到顶端。旁边另有四名战士盯着电源，防着机器犯轴。别人睡着的时候，国旗下的人还在反复演练。等到下午电钮按下，红旗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缓缓上升，许多人眼泪一下就出来了。那不是轻飘飘的激动，是二十八年浴血奋斗终于落到眼前。 下午三点三十五分，朱德开始检阅陆海空三军。 阅兵结束后，他又回到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领土。一直到晚上九点二十分，广场上的人还舍不得散去，周恩来只好再次登上城楼喊话，大会结束了。李普写成稿件交给胡乔木审看，说毛主席“亲自开动电钮，使第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 胡乔木觉得不够清楚，又改成“亲自按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 回头再看那一天，最让人记住的，是林伯渠少掉的那个字，是半夜爬高梯抢修设备的人，是守在国旗下练到天亮的战士，是一句新闻稿也来回掂量的认真劲。 大历史落到地上，原来就是这个样子，有汗，有慌，也有一股不肯松手的劲。新中国的开场，就是这样被一点点托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