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人，一百年前的贵公子顶配！张伯驹，号称“民国第一败家子”，故宫博物馆书画馆的半壁江山都是他捐赠的，偶然看到这张照片，真是浊世佳公子翩翩美少年，气质清冷不沾烟火气。 张伯驹这个人，怪。 家里给他的起点，搁在那个年月，已经算顶配了。 门第、见识、路子、体面，一样不缺，照理说，这种人最顺手的活法，就是把富贵日子过得漂漂亮亮。 可他偏不。 他眼睛不大往金银珠宝上落，偏盯着那些旧纸、旧绢、旧墨迹，一盯就是一辈子。 旁人攒家业，他拿家业去换画；旁人怕破财，他倒像怕那些国宝从眼前溜走。 外人骂他败家，也不算骂错，只是这个“败”字，分量很沉。 他1898年生在河南项城，后来过继给伯父张镇芳。 张家和袁家有姻亲，少年时就在那样的圈子里长大。 进过骑兵科，也在吴佩孚、张作霖手下做过事。 偏偏这人又不是只会骑马扛枪的粗人，二十岁上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古文观止》这些书，已经读得很熟。 后来他看厌了军阀那套乌烟瘴气，干脆卸甲从商，1925年进盐业银行做总稽核，手里有了钱，却把心思扎进古书画里。 三十岁那年，他在琉璃厂看见康熙御笔《丛碧山房》。 那东西挂了许久，别人拿不准，不敢伸手，他却认定是真迹，买了。 就这么一下，像开了道口子。 1936年，韩干《照夜白图》被转卖到英国，他写信想拦，终究没拦住。 那种憋闷，不是赔了钱的憋闷，是眼睁睁看着祖宗的东西被人端走，心口发紧。 他说“黄金易得，国宝无二”，不是漂亮话，是他真这么认。 1945年，日本投降，宫里流出一批字画，坊间叫“东北货”。 其中最要命的一件，是隋代展子虔《游春图》。 这画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卷轴。 张伯驹先劝故宫回购，故宫拿不出钱，他索性自己上。 对方张口八百两黄金，谈到二百两，还是天价。 他没法子，只得把弓弦胡同那座大宅子卖了。 那是李莲英旧居里最阔的一处，占地十五亩，换来2.1万美元，再折成黄金，才把《游春图》换回来。 可在他心里，房子毁了还能再起，国宝一旦漂到海外，再想回来就难了。 也是这一年，他在上海上班途中被绑走，绑匪一开口就是三百万。 《大公报》《申报》都在写。 人被扣了八个月，他脾气硬，见到潘素，只丢下一句话，家里的古书画一件都不能卖，宁死也不拿这些东西赎命。 后来赎金从三百万一路降到四十万元，潘素四处奔走，才把人救出来。 外头一直有说法，这场绑架多半是冲着《平复帖》来的。 《平复帖》是西晋陆机的墨迹，距今一千七百多年，比《兰亭序》还早几十年，被称作“墨皇”。 张伯驹前后三次才买到手，溥心畲开价二十万大洋。 后来战乱一来，他还把《平复帖》缝进被褥和棉衣里，带着它躲搜查，往西安转移。 乱世里护一件纸墨，比护命还悬，可他硬是护住了。 更见人心的，还不是买，是舍。 很多收藏家一辈子往家里扒拉东西，恨不得锁进箱底。 张伯驹忙了半生，收了历代书画一百一十八件，到头来却一件件往外捐。 1954年，《上阳台帖》转赠毛主席；1955年，《平复帖》《诸上座帖》《道服赞》《张好好诗》、赵孟頫《千字文》等八件法帖捐出；到1956年前后，主要收藏已陆续交给国家；1961年去东北，身边最后几十件文物，也全捐给了吉林博物馆。 他心里有个死理，宝物不必终身归个人，只求永存吾土。 私人再有本事，也挡不住风吹浪打，东西到了国家手里，才算真正稳当。 可张伯驹又不是个只会板着脸讲大道理的人。 晚年住在后海南沿26号，院子不大，外头瞧着寻常，里头却清静，有月亮门，有一棵两百年的牡丹，他给起名“藕荷裳”。 承泽园那样占地三十多亩、上百间房的豪宅卖了，搬到这里，他照样活得有滋有味。 养花，养猫，下棋，写字，看戏，朋友来了就雅集。 冬天两套棉袄轮换着穿，平日吃白菜豆腐、清炒油菜，偶尔馋了，让人去同和居买开花馒头。 去莫斯科餐厅，他爱草莓酱抹黄油面包，也爱罗宋汤。 高兴时像个老小孩，想吃桃子没吃着，真能坐地上闹别扭。 后来的风浪，他也没躲过去。 住过小屋，挨过批斗，院子里挤进过四户人家，他和潘素只能退到最里面的小房间里。 日子苦是苦，他也没把自己活成满肚子牢骚的样子。 花照种，猫照养，戏照听。 1980年、1981年前后，他身体已经差了，日本使馆找他谈访日的事，外头一冷一热，来回折腾，感冒一直不好。 院里又有剧组昼夜拍戏，吵得他睡不安稳。 熬过那个年，1982年，他走了，84岁。 他不是不会享福，是没把享福当大事；不是不懂贵重，是比谁都懂什么才算真贵。 宅子没了，可以再盖；钱花光了，还能再挣；那些穿过千百年风雨的纸绢，一旦从中国手里滑出去，就真没了。 外人笑他“民国第一败家子”，这称呼落在他身上，反倒像褒奖。 他这一败，败出来的是故宫书画馆里压得住场面的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