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返城无望，嫁给一位农民。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说：“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不料，18年后她狠心抛下3个孩子喝农药，并悔恨地说道：“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 ”

1965年，19岁的刘琦离开城市，前往内蒙古呼和浩特红柳圪旦村。刘琦当时满怀建设乡村的愿景。然而，决定刘琦以及数千万青年命运的大潮，爆发于三年后。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报道，传达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城市工业发展陷入停滞，国民经济无法为1966、1967、1968这三届积累在城市的初高中毕业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知青办，通过政治动员甚至注销城市户口等行政手段，将大批青年转移至广大的农村与边疆地区。

这场空前绝后的人口大迁移让全国近两千万城市青年奔赴乡野，也让刘琦在红柳圪旦村的短暂停留变成了漫长的扎根。繁重的体力劳动耗费了刘琦的青春，刘琦的命运轨迹自此与红柳圪旦村深深绑定。

岁月推移至1977年，历史迎来剧变。1977年8月初，邓小平复出分管科教工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当面痛陈废除高考制度长达十一年所带来的教育断层与人才匮乏弊端，强烈呼吁立即恢复统一高考。

邓小平听后当即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教育部的意见，宣布废除推荐制度。

由于当时纸张短缺，中央甚至动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的纸张来印制高考试卷。同年11月至12月，全国570多万出身不同、年龄悬殊的考生走进了考场。红柳圪旦村里，年纪小的知青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连夜翻开课本复习，许多知青借此成功考回城市。

刘琦当时已经32岁，在农村生活了12年，基础薄弱。刘琦连走进考场的底气都没有。刘琦多次前往知青办提交病退和困退申请，均石沉大海。

刘琦没有家庭背景，也拿不出过硬的医疗证明。在决望之中，刘琦向现实妥协，接受村民的撮合，嫁给平时常帮刘琦干重活的老实农民刘三海。婚后刘琦在村小学当代课老师，刘三海包揽地里的重活，刘琦接连生下三个孩子。

真正击垮刘琦心理防线并改变无数青年命运的事件，发生在1978年底至1979年初。当时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但数百万青年仍困在农村和边疆。

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国营橡胶农场，知青面临极其艰苦的生存环境与极低的报酬。1978年底，云南勐腊农场一名上海女知青因医疗条件恶劣导致难产大出血不幸身亡。

该惨痛事件彻底点燃了这群青年压抑十余年的怒火，全垦区五万多名知青集体大罢工并请愿。知青代表丁耀祖等人组织抗议，数千人跪在铁轨上拦阻火车，并组成赴京请愿团北上。

国务院紧急派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前往云南调查慰问。赵凡深入农场，目睹大批青年痛哭下跪哀求回城的惨状后，如实向中央汇报，强力推动了返城政策的松动。

1978年底至1979年初，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出台《关于知青工作的决定》。各地政府陆续放宽政策，允许青年通过顶替父母工人岗位、病退、困退等方式回城。

1979年，波澜壮阔的全国大返城潮全面铺开。短短一两年内，数百万青年涌回城市。当年和刘琦一起下乡的伙伴陆续回到城市，进入国营工厂或重新组建家庭。

然而，这项政策有一个极其残酷的死角：按照当时的许多地方政策，已婚知青通常不在返城允许之列。即便回城，已婚人员也无法解决配偶和子女的城市户口。

刘琦因为1977年的那场婚姻，彻底失去搭上末班车的资格。刘琦受限于农村户籍绑定，面临三个年幼孩子的抚养重担，且缺乏城市立足的技能。

消息不断传回红柳圪旦村，刘琦的心态彻底失衡。刘琦开始反复回想过去的选译。刘三海的朴实，在刘琦眼里变成不懂变通；农村的简陋生活与城市的巨大落差，让刘琦和刘三海的观念冲突愈演愈烈。

刘琦觉得婚姻断送了回城的机会，刘琦与刘三海的争吵日益频繁。

18年的婚姻磨灭了刘琦的所有期待。刘琦从对生活有憧憬的城市姑娘，变成被重担压垮的农村妇女。周边村民指责刘琦狠心，却未曾看到刘琦无数个辗转难眠夜晚的痛苦，也未能理解刘琦被时代困住的无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