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2年的一个深夜，于敏难得从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回北京探亲。他裹着旧军大衣，胡子拉碴，瘦得脱了相。妻子孙玉芹开门，愣了好一会儿，差点把门关上。直到他开口叫了声"玉芹"，她才认出眼前这个陌生人，眼泪刷地下来了。

1951年，于敏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被钱三强和彭桓武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那时候中国在这一块几乎是空白，于敏硬是凭着一股子钻劲，在没有任何海外留学经历的情况下，把原子核理论从头摸透。

1957年，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朝永振一郎为团长的日本物理代表团访华，代表团里有个叫木越修的核物理专家，和于敏深谈过一次之后，回日本写文章，专门提到于敏。

一个从未出过国、完全土生土长的"国产专家"，研究水平已经达到国际前沿。彭桓武那时候就说，于敏要是一直做下去，是有机会冲击诺贝尔奖的。

但于敏没有走那条路。

1961年，钱三强把于敏叫去谈话，说国家需要他转去搞氢弹理论研究。这意味着于敏要停掉所有对外的学术发表，断掉和国际物理学界的全部联系，名字从科学界彻底消失。

进入氢弹研究之后，于敏的名字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开资料里。孙玉芹只知道丈夫一直在出差，一去好几个月，有时连封信都没有。

1965年，于敏带队去上海搞集中攻关，后来被称为"百日会战"。全国只有一台计算机，氢弹计算只能抢百分之五的时间，其余全靠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几万张草稿纸堆得比人还高。就在这种条件下，于敏搞出了"于敏方案"，解决了氢弹的构型问题。

这种强度彻底拖垮了于敏的身体。1971年10月，于敏在西北基地突发消化道大出血，第一次失血性休克，基地医院抢救才算保住。

1973年情况更险，于敏从西北完成任务返京，在火车上再次大出血，到北京站时已经昏迷，被直接从站台抬上救护车。抢救了好几天才醒过来。醒了之后，于敏问的第一件事，是核试验的数据整理得怎么样了。

这件事孙玉芹后来知道了，没有多说什么。她已经习惯了这个丈夫。

1986年，于敏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就又做了一件大事。那时他的老友邓稼先已经是直肠癌晚期，住在医院里。

于敏去探望，两个人在病房里谈了很久，谈的是国际核态势。美苏那时候正在国际上大力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于敏判断，这对中国是个陷阱。

美苏已经完成了上千次核试验，技术早已成熟，而中国在核武器小型化和计算机模拟上还有明显差距，一旦跟进停试，中国的核威慑能力就会被永久锁死在低水平。

于敏和邓稼先达成一致：必须在条约生效前抢时间，完成最关键的几次试验。

两人联名起草了一份建议书，在胡思得等人的协助下完成，1986年4月递交中央。邓稼先在病床上签的字，那时候他已经快走不动了。

这份建议书被采纳。此后十年，中国核武器团队顶住压力，完成了一系列关键试验，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模拟体系。1996年7月29日，中国完成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当天宣布暂停，同年9月签署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