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4岁的周作人在监狱里待了3年，被保释出狱。51岁的丰子恺出于同情，为他提供了工作。岂料，周作人不领情，还诋毁说：“丰子恺的画，浮滑肤浅，我向来不甚赞同。” 周作人是鲁迅的亲弟弟，才华横溢，在散文、翻译领域造诣极深，笔下文字温润淡雅。 早年间，周作人与鲁迅并肩前行，一同投身新文化运动，意气风发。 可随着时局动荡，他渐渐迷失了本心，最终沦为遭人唾弃的文化汉奸。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 北平沦陷后，大批文人墨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么辗转南下，要么隐居不出。 可周作人却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 在日军的威逼利诱下，他放下了文人的风骨，出任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参与日伪文化管控，宣扬奴化思想，打压抗日文化，沦为日军侵华的文化帮凶。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正义终会降临，国民政府当即下令逮捕所有附逆汉奸，周作人也未能幸免。 12月，他被正式逮捕，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等待法律的制裁。 1946年，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公开审理周作人附逆一案，铁证如山，不容辩驳。 法院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褫夺公权10年。 周作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终改判为有期徒刑10年，依旧关押在老虎桥监狱。 牢狱三年，周作人早已磨去了往日的傲气，身体也日渐衰败，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 1949年1月，时局动荡，李宗仁代总统下令疏散在押犯人，有期徒刑的犯人可经友人担保释放。 周作人经昔日友人尤炳圻等人担保，终于在1月26日走出了老虎桥监狱。 此时的他，已服刑三年零两个月。 出狱后的周作人，看似重获自由，实则陷入了更深的绝境。 他背负着文化汉奸的骂名，无固定居所，无稳定收入。 更令人心寒的是，昔日与他称兄道弟的文坛同道，纷纷避之不及。 就在周作人走投无路、陷入绝望之际，51岁的丰子恺，出于恻隐之心，向他伸出了援手。 彼时的丰子恺，已是享誉文坛和画坛的大家，擅长散文与漫画，画风质朴温润、充满温情，深受国人喜爱。 他为人敦厚善良、心怀慈悲，虽深知周作人是人人唾弃的文化汉奸，也清楚收留、帮助他会引来舆论非议。 可看着周作人落魄不堪的模样，终究狠不下心见死不救。 彼时，丰子恺正参与相关文化工作，知晓周作人在翻译领域有一定造诣，便不顾旁人劝阻，主动为他提供了一份翻译工作。 可周作人骨子里的孤傲与自私，终究让他无法放下身段。 他向来自视甚高，心底的不甘与嫉妒渐渐滋生，加上他一生性格乖戾、心胸狭隘。 不仅不领情，反而转头就对丰子恺恶语相向，诋毁其作品。 有人问及他对丰子恺画作的看法时，周作人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屑，直言不讳地诋毁道：“丰子恺的画，浮滑肤浅，我向来不甚赞同。” 这番话，不仅否定了丰子恺的艺术造诣，更是对丰子恺善意援手的公然践踏。 而周作人这番诋毁，不过是出于自己的私心与不甘，是典型的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 丰子恺得知周作人诋毁自己的言论后，并未生气，也没有与之争辩，只是淡然一笑。 甚至没有收回给周作人的工作机会。 得到工作后的周作人，虽有了稳定的收入，却依旧我行我素，不知悔改。 1966年，文革爆发后，周作人被红卫兵揪出批斗、鞭打，家被查封，被迫挤在厨房的铺板上度日。 他曾两次递交呈文，恳请恩准服用安眠药安乐死，却始终无人理睬。 1967年5月6日，82岁的周作人在贫病交加、屈辱不堪中离世。 临终前，他依旧没有对自己当年的附逆之举忏悔，也没有对丰子恺的援手有过一丝愧疚。 回望1949年那个动荡的冬天，丰子恺的善意援手，本是绝境中的一束光。 可周作人却用自己的狭隘与自私，将这束光彻底熄灭，反而反咬一口，诋毁恩人。 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周作人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忘恩负义？ 他的才华，终究被品性所拖累，即便在文学、翻译领域有极高的造诣，也无法掩盖他叛国求荣、忘恩负义的污点。 主要信源：（光明数字报——周作人为何骂丰子恺“浮滑”-文摘报-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