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女人爬龟，官府抓了十年才弄清，她们到底在卖什么。 这事听起来像吓小孩的鬼故事，但翻嘉庆年间的县衙卷宗，光湖州一地，三年里就报过十七起“孕妇离奇暴毙”，尸体都找不到全的。没人一开始当回事，直到有个药铺伙计喝多吹牛，说“爬龟妇”每送一具紫河车，能换三担白米，够一家活两年。 她们不真爬乌龟，是借“爬龟”这词装神弄鬼。义乌、绍兴那些农闲的妇女，三五成群，一人扮“仙姑”看胎，一人熬药汤让人迷糊，再有人守庙门、有人烧炭止血。活剖孕妇取胎盘，不是疯，是算过账——一具卖到苏州药栈，顶佃户干十年。 官府拖着不查，不是傻。孕妇倒在路上，说是难产，婆家不报，里正不登，连尸首都难立案。《大清律例》里没“偷胎”这一条，告状的寡妇连状纸都递不到知县手上。有回捕快追到常州染坊，只捡到半截带血的剖腹刀，刀柄还刻着个“龟”字，像是笑话。 乾隆四十八年江苏巡抚萨载的折子抖出来：黑市月收紫河车上千具，有些直接进了太医院外围药商的箱子。刑部这才发了红牌，定下“见即凌迟”。可被剐的全是女人，而同期苏州城里几家“紫河车酒”作坊，老板是举人，罚点银子就完事。 民间后来传“最毒莫若爬龟妇”，话是这么说，但查县志发现，那些死掉的孕妇，九成没名字，族谱上就写“某氏，卒于某年，无嗣”。她们连“受害人”都算不上，只是账本里一个没记清的数字。 爬龟妇团伙垮得悄无声息。不是被抓光了，是光绪初年上海开了洋人产房，穷人也敢去；药政局贴了告示，收胎盘要验引照；保甲长开始逐户点名，逃荒来的寡妇，也得报个姓、记个年岁。 再翻旧档，嘉庆二十年后，“爬龟妇”三个字突然从判词里消失了。不是赦免，是没得判了。 她们干的事，没人敢写进族谱，也没人肯修坟。 现在义乌乡下老人摇扇子乘凉，还说一句：“爬龟的，手黑。” 说完端起茶碗，咕咚喝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