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为何秦王还要废黜他，答案只有四个字 话说在商鞅来秦国之前，秦国特别落后，比其他六国都弱，还经常被邻国欺负，国内的旧贵族势力特别大，这些贵族不用干活、不用打仗，就能世袭爵位和土地，而老百姓却苦不堪言，种地的吃不饱，当兵的没奔头。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他不甘心秦国一直落后，就向天下发布招贤令，只要能让秦国变强，不管是秦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能当大官、分土地。 这时候，商鞅正在魏国，他有一身本事却没地方施展，听说秦孝公招贤，就带着自己的治国理念来到了秦国。 一开始，商鞅找了秦孝公身边的人引荐，和秦孝公谈了三次，前两次说的治国方法都不合秦孝公的心意，第三次说的霸道之术，也就是靠严刑峻法和奖励耕战来强国，正好说到秦孝公心坎里，秦孝公就决定重用商鞅，让他在秦国推行变法。 变法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旧贵族们纷纷反对，说祖宗的规矩不能改，商鞅就跟秦孝公道理，说治理国家没有固定的方法，只要能让国家变强、百姓受益，就不用守着旧规矩。 秦孝公全力支持商鞅，商鞅为了让百姓相信新法，就在国都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说谁能扛到北门就赏五十金，一开始没人敢试，后来有个年轻人扛了，商鞅真的给了赏金，这样一来，百姓就相信新法是真的，变法也就顺利推行起来。 商鞅先后推行了两次变法，第一次主要是整顿户籍，把老百姓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互相监督，一家犯罪，其他几家也要受牵连； 奖励军功，不管是贵族还是老百姓，只要在战场上杀敌立功，就能得到爵位和土地，反之，要是私斗，就会受到重罚；还鼓励种地织布，种地多、织布多的人家，能免除徭役，而经商的人则会受到限制。 第二次变法更是彻底，废除了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老百姓买卖土地；把都城迁到咸阳，推行县制，把全国分成三十一个县，由国君直接任命官员管理，削弱了旧贵族的权力；还统一了度量衡，方便全国的贸易往来。 这两次变法推行下来，秦国真的变了样。老百姓都专心种地织布，军队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强，打了很多胜仗，不仅收复了被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还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敬畏，再也不是以前那个被人看不起的秦国了。 秦孝公特别高兴，给商鞅封了商地十五个邑，还称他为商君，这时候的商鞅，权力达到了顶峰，在秦国的威望甚至超过了秦孝公。 可商鞅没想到，他的功劳越大，危险就越大。他推行的变法，彻底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旧贵族们失去了世袭的爵位和权力，心里对商鞅恨之入骨，只是因为有秦孝公撑腰，他们不敢明着反对，只能暗暗憋着劲，等着报复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商鞅在变法过程中，为了维护新法的权威，得罪了当时的太子嬴驷，也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有一次，太子犯了法，商鞅不能直接处罚太子，就处罚了太子的两个老师，一个被割了鼻子，一个被刺了字，这件事让太子一直记在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了，太子嬴驷即位，就是秦惠文王。这时候，旧贵族们看到机会来了，就纷纷向秦惠文王告状，说商鞅谋反，还说商鞅在秦国的威望太高，老百姓只知道有商君，不知道有秦王，这样下去，秦王的权力就会被商鞅夺走。 其实秦惠文王心里很清楚，商鞅没有谋反，他也知道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变强，但是他更担心商鞅功高震主，威胁到自己的统治。 秦惠文王刚即位，根基还不稳，需要得到旧贵族的支持，而旧贵族们唯一的要求就是除掉商鞅。权衡之下，秦惠文王就下令抓捕商鞅。 商鞅知道自己凶多吉少，就想逃到魏国，可他之前为了秦国的利益，用计谋打败了魏国的军队，还欺骗了魏公子卬，魏国根本不愿意收留他。商鞅又想逃回自己的封地商邑，结果被秦兵追上，最终战败被杀。 秦惠文王为了震慑旧贵族，也为了消除商鞅的影响，还把商鞅的尸体车裂示众，对外宣称商鞅谋反，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君权。 可能有人会问，秦惠文王既然知道变法有用，为什么还要杀商鞅？其实很简单，秦惠文王要的是秦国的强大，而不是商鞅的强大。商鞅的功劳太大，权力太大，已经威胁到了秦王的绝对权威，这就是“功高震主”。 对于君主来说，不管臣子有多大的功劳，只要他的威望和权力超过了自己，就必须除掉，否则就会危及自己的统治。 而且，商鞅推行的严刑峻法，虽然让秦国变得有秩序，但也让老百姓和贵族积累了很多怨气，秦惠文王杀了商鞅，既能平息旧贵族的怨气，又能把老百姓对新法的不满都转移到商鞅身上，自己则可以继续推行商鞅的变法，坐稳自己的王位。 所以说，商鞅的死，不是因为他的变法失败了，而是因为他功高震主，再加上得罪了太多人，最终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商鞅变法确实让秦国强大起来，可他自己却因为功劳太大、权力太高，让新秦王感到了威胁，再加上旧贵族的报复和自己之前埋下的祸根，最终被秦王废黜、杀死，这一切的核心，就是“功高震主”这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