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大校指出：一个“死不改的陋习”，是我们近代屡败不胜的根本原因。 戴旭大校在一次线下分享中，当着几百人的面戳破一个真相：近代中国屡战屡败，最致命的不是枪炮落后，而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民族心性。怕先动手、爱讲道义、总想着“留余地”，最终把自己绑死在被动里。  而你当初好心留出来的那点余地，从来都换不来对手的手下留情，只会给人家留足了喘气、蓄力、回头反咬你一口的机会。   就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咱们总说英国人船坚炮利，可真翻一翻当时的数字，就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当时英国派到中国来的远征军，前前后后加起来，巅峰时期也就一万九千人，里面还有四成是从印度调过来的土著兵，而咱们大清全国的常备军有八十万，光是前后投入到战场的兵力，就超过了二十万，兵力上咱们是碾压级的优势。   就算是比枪炮，当时清军的火炮和英军的火炮，技术上也没有根本的代差，很多炮台的火炮数量，比英军舰队上的还多。   可仗是怎么打输的？从一开始，咱们就被“不能先动手”的念头捆住了。   英军的舰队刚开到广州外海，还没开一炮，林则徐就已经做好了防备，可朝廷里从上到下都在念叨，咱们是天朝上国，不能先挑起事端，非要等人家先开了第一枪，咱们才能还手。   更可笑的是，英军舰队开到定海，当地的官员不想着布防打仗，反而先想着“以礼相待”，派人给英军送粮食送淡水，想着好言好语把人家哄走，结果人家转头就对着定海的炮台开了火，没几天就占了定海，当地的官员走投无路，最后只能自尽了事。   你说人家都扛着枪堵到你家门口了，你还在琢磨着不能先动手，怕坏了规矩，怕失了道义，这不是明摆着等着挨揍吗？   到了甲午年，这毛病不仅没改，反而更严重了。   甲午战争开打之前，北洋水师的家底一点都不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排水量七千多吨，在整个亚洲都是独一份的主力舰，就算双方总吨位有差距，也都在同一个数量级，根本没有到打不了的地步。   可仗还没打，李鸿章就给北洋水师下了死命令，叫“衅不我开”，说白了就是，哪怕明知道日本人要动手，只要人家没先开炮，咱们就绝对不能先开火。   当时日本的联合舰队早就进入了作战状态，满大海找北洋水师的船，就等着找机会下手，咱们的船出去巡逻，明明发现了日本军舰的异动，却因为这条命令，只能眼睁睁看着，连提前备战都束手束脚。   结果丰岛海战，日本军舰不宣而战，对着咱们运兵的高升号轮船疯狂开炮，船上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大部分都葬身大海，咱们的两艘军舰就在旁边，就因为没接到开火的命令，愣是不敢先开一炮，只能看着自己人被打。   后来的黄海大战，也是日本舰队先摆开了进攻阵型，先开了第一炮，北洋水师从一开始就只能被动应战，哪怕咱们的军舰更抗打，炮的口径更大，可先机早就丢了，仗打得处处憋屈。   陆地上更是如此，平壤之战里，清军的兵力、粮食、弹药都比日军充足，就因为总想着留后路，打了没几天就下令撤退，结果撤退路上被日军伏击，一路溃不成军，不光丢了朝鲜，还让人家直接打过了鸭绿江，把战火烧到了咱们自己的国土上。   再往后到了九一八事变，1931年的9月18号，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炸了段铁路，转头就栽赃给东北军，对着沈阳城的北大营开了火。   当时东北军在东北境内驻扎了近二十万兵力，而日本关东军当时满打满算，也就一万出头的正规军，就算加上当地的退伍军人和武装警察，也超不过三万人。   十几万人对三万来人，哪怕就是拼人数，也不可能一夜之间丢了沈阳城，四个多月就丢了整个东三省。   可结果呢？就是因为从上到下都下了“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总想着先忍一忍，别先动手落个挑起战争的名头，还想着给双方留个余地，等着国际联盟出来给咱们评理，讲公道，讲道义。   还有中法战争，71岁的老将冯子材带着清军在镇南关打了个大胜仗，毙伤法军一千多人，重伤了法军司令尼格里，一路收复了谅山等失地，捷报传到巴黎，直接让法国的茹费理内阁轰然倒台，这是晚清对外战争里罕见的陆上大胜仗，军事和外交上咱们都占了绝对的主动。   可就是打了这样的胜仗，朝廷里还是想着见好就收，给人家留个台阶，主动派人去和法国求和。   结果打了胜仗，却签了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把越南的宗主权全丢了，还让法国拿到了咱们西南地区的通商特权，等于打了半天胜仗，好处全给了人家，自己啥也没捞着，反而丢了更多的权益。   百多年的近代史看下来，哪一次不是这样？不是咱们的兵不行，不是咱们的武器不行，是咱们总被自己那套“不先动手”、“讲道义”、“留余地”的老规矩捆住手脚，对手从来都不讲这些，人家只想着怎么把你打趴下，怎么占你的便宜。   你总想着给别人留余地，到最后，就没人给你留余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