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保密局的特务已经把上万名共产党员的处决名单划好了红叉，就等一声令下。结果，一个自己人，把这事给搅黄了。
 
这个看似站在国民党阵营核心的人，正是时任国民党最高法院代理检察长的杨兆龙，一个精通多国法律、曾参与起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的法学大家。
 
彼时的南京，特务横行，街头巷尾都弥漫着白色恐怖。保密局的特务们连夜核对处决名单，连关押在监狱里的学生骨干和地下党联络员都不放过，只待上峰一声令下，就将这些人秘密处决。
 
没人想到，这场血腥的计划，会被杨兆龙不动声色地瓦解。
 
杨兆龙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后来赴美德深造，回国后不仅当过上海租界的法官，还带领团队搜集日寇侵华罪证，为东京审判提供了大量有力证据，深得国民党高层信任。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妻妹沙轶因是南京地下党成员，正是通过沙轶因，杨兆龙结识了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了解到特务们的暴行。
 
得知处决计划后，杨兆龙没有选择贸然行动，他深知国民党官僚体系的漏洞，决定用“合法”的方式救人，当时国民党正规军节节败退，基层机构混乱，监狱的审讯记录常常漏洞百出，这给了杨兆龙可乘之机。
 
他以“案件需重新核查、避免错杀无辜”为由，亲自带队前往南京各大监狱，将名单上的“政治犯”逐一提审，面对特务的阻拦，他亮出检察长的职权，严肃地说：“错杀一人，就是对法律的亵渎，出了问题我来担！”
 
趁着核查的间隙，杨兆龙悄悄安排地下党联络员，将提前准备好的身份证明和通行路条，通过监狱的进步看守传递给被关押的同志。
 
他还故意拖延核查进度，用法律程序为大家争取转移时间，甚至将部分同志伪装成检察署的工作人员，顺利送出监狱。
 
那些被营救出来的同志，有的加入了解放军先遣队，有的继续留在南京开展地下工作，悄悄绘制城防地图、联络进步人士。
 
而杨兆龙则继续坚守岗位，用自己的职权掩护更多同志，直到南京解放前夕，他还在为营救最后一批同志奔走，成功避开了保密局的多次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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