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赞]1916年，临死前袁世凯把儿子叫到床前：“你不要送葬，开枪打死穿红衣服的人”，几天后，他又把干儿子段芝贵叫来：“你穿红衣服送我，我才能上天堂。”   （信源：中国新闻网——袁世凯称帝的几个幕后推手:“他害了我”）   一个叱咤晚清和民国初年的枭雄，到了生命最后一刻，为何会对“红衣服”有着如此极端又矛盾的执念？要解开这个谜团，就得从袁世凯这一辈子的起起落落说起，他的风光与落寞、野心与悔恨，都藏在这两句遗言里。   袁世凯出身河南项城的官宦世家，年轻时算不上顺风顺水，科举落第后便弃文从武，投奔了淮军将领吴长庆。这一步，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在朝鲜期间，他带兵平定叛乱、整顿军纪，展现出了过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也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一步步站稳了脚跟。   要说袁世凯这辈子最拿得出手的成就，莫过于训练北洋新军和逼迫清帝退位。晚清末年，朝廷腐败、军备废弛，袁世凯奉命在天津小站练兵，他借鉴西方军事制度，招募新兵、整顿军纪，打造出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北洋军队，这也是后来他掌控中国政局的资本。   而1912年，他凭借北洋军的实力，周旋于革命党和清政府之间，最终逼迫宣统帝溥仪退位，亲手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避免了更多流血冲突，这一点，无论如何都值得一提。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此时的他，手握重兵、权倾朝野，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可也正是这份至高无上的权力，让他的野心开始膨胀，渐渐迷失了方向。   他身边的人，尤其是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太子”，天天撺掇他复辟帝制，还有杨度等筹安会成员，也不断鼓吹君主立宪的好处，说只有他当皇帝，才能稳住大局。   被权力和野心冲昏头脑的袁世凯，最终还是迈出了最错误的一步——1915年12月，他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年号洪宪，准备登基做皇帝。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步彻底将他推向了深渊。   辛亥革命刚刚推翻封建帝制没几年，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百姓和进步势力绝不肯再回到君主专制的时代。云南将领蔡锷率先发动护国战争，打响了反袁第一枪，随后西南各省纷纷响应，全国上下讨伐复辟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更让袁世凯心寒的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北洋嫡系，比如段祺瑞、冯国璋，也不满他的复辟举动，选择冷眼旁观，不肯出兵相助，曾经团结一心的北洋集团瞬间分崩离析。   短短83天，这场帝制闹剧就草草收场，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从人人拥戴的大总统，变成了举国唾骂的“窃国大盗”，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众叛亲离的打击，加上长期的忧思焦虑，让本就身体欠佳的袁世凯彻底垮了。他早年就有膀胱结石的毛病，却一直信奉中医，抵触西医的手术治疗，一拖再拖，最终恶化成了尿毒症。   到1916年5月，他已经卧床不起，连进食和排泄都成了问题，全靠汤药续命，身体的剧痛和内心的煎熬，让他的精神渐渐恍惚。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召见了长子袁克定，留下了那句奇怪的嘱托。在封建礼制里，红色本是皇权、祥瑞的象征，可在此时的袁世凯眼中，红色早已成了索命的凶兆。   他怕反袁势力借着送葬的机会报复，怕自己死后被人清算，更怕那份他求而不得的帝王赤色，最终变成葬送自己家人的祸根，所以才让儿子不要送葬，见到穿红衣服的人就开枪。   几天后，他清醒片刻，特意让人叫来干儿子段芝贵。段芝贵是北洋系里他最忠心的亲信，小站练兵时就追随他，还主动认他为义父，对他言听计从，袁世凯交代的机密事务他都执行。袁世凯拉着段芝贵的手，反复叮嘱他穿红衣服送葬，称这样自己才能上天堂。   这两句看似矛盾的遗言，其实道尽了他临终前的极致挣扎。一边是对红色带来灾祸的恐惧，是对家人安危的担忧；一边是对帝王身份放不下的执念，是不甘心自己毕生的皇帝梦彻底落空。他一辈子精于权谋、算尽人心，可到了最后，终究逃不过欲望的反噬和时代的审判。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忧愤和病痛中离世，年仅57岁。他死后，北洋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灵柩被送回河南安阳安葬。 其实袁世凯的悲剧，从来都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他身处新旧交替的乱世，一边是封建思想的余毒，一边是共和时代的浪潮，而他终究没能抵挡住权力的诱惑，选错了方向。毕竟，时代浪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